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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時期的蜀國，自建安十六年(211)劉備入蜀至後主炎興元年(263)止，前後53年。三國之中，它國力最弱，地盤最小，人口最少，長期籠罩在亡國的危機之中，但它依然存在了半個世紀之久，最後亡國，亦實屬難免。蜀國50年盛衰興亡的歷史，其因素固然多多，但不同時期人才的興旺與匱乏不能不說是其重要原因。
　　東漢黃巾起義後，各地混亂，劉備乘勢起兵，以戰功任安喜尉，後領平原相。徐州牧陶謙病故前以劉備接本州刺史，建安元年(196)曹操表其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遷任豫州牧，為其事業的開端。劉備屢敗屢興，後與孫權聯軍在赤壁大勝曹操，為荊州牧，佔有長江中游地區，有了事業的根基。十數年間他聚集了一大批人才，其作用直至蜀國中期建興末年，即諸葛亮病故前後。
　　以《三國誌·蜀書》入傳人物的記載方式，據不完全統計，正傳83人，其中附傳14人，又另附3人，在劉備之前有2人(劉焉、劉璋父子)，先、後主2人(劉備、劉禪)，皇后4人，皇子3人，實際可表列的為86人，書中所附楊戲《季漢輔臣贊》人物表列32人，各傳所附可表列19人，總計137人。從中可以看出以早期追隨者為主，又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劉備到荊州之前籍貫為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人士，二是到荊州後的長江中遊人士，其他是後期劉備進入益州、開創蜀漢時期所屬的巴蜀人士。這三類人可以稱作三個地區性集團，前兩個集團人才比較集中，是劉備開創事業依靠的基本力量，例如諸葛亮(董厥、樊建)、關羽、張飛、馬超(比他人略晚)、趙雲、法正、許靖、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等人可謂第一集團；第二集團則有黃忠、龐統、董和、劉巴、馬良、魏延、陳震、陳祗、劉封、廖立、李嚴、楊儀、霍峻、王連、向朗等人。如若沒有這些早期的人才，蜀漢政權是否可以建成，劉備稱帝前後能否延續如此長的時間，確實不可想像。第三集團是後期人物，屬於守成一類。從前兩個集團看，是什麼原因使蜀漢早期人才如此旺盛，就有必要對當時的社會狀況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
　　首先東漢宦官專政引起的黨錮之禍不僅使高中級士人仕途受到影響，而且殃及初級士人失去晉身之階，所以一旦有出人頭地的機會，他們便會投靠、聚集在某一位賴以達到自己目的的傑出人物周圍，劉備正是如此。諸葛亮的身世雖然可以追溯到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但其父諸葛圭僅僅做到太山郡丞，所以諸葛亮只能隨叔叔諸葛玄依附荊州牧劉表，叔玄卒後，只能做一介農夫，後得劉備三顧請賢，方成為一歷史名人。法正為扶風眉(今陝西)人，建安初入蜀依附劉璋，因而勸劉備入蜀取代劉璋，使劉備有了真正的立足之地。許靖在仕途上原本「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後在董卓專權時才為御史中丞，不久四處逃難，至邊遠的交趾，為劉璋招請入蜀，璋敗，歸於劉備。麋竺是個商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巨億」，於建安元年便「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入蜀後「賞賜優龐，無與為比」。孫乾、簡雍、伊籍均無身世記載，社會地位不會太高。其餘董厥、樊建是附從諸葛亮，關羽、張飛、馬超、趙雲是武人，出身較普通。這是第一集團的基本情況。
　　第二集團的人物身份大體相似。黃忠是武人，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魏延亦是武人，以部曲隨先主入蜀。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以郡功曹隨從入蜀。其他人基本上是地方權貴豪族，劉備控制荊州及鄰近地方時招攬而至，隨後跟從入蜀。正是追求為官為宦和權勢地位，使這些初級士族人士竭盡全力奉獻自己的聰明才智，並且立志效忠。除了劉封、廖立、李嚴、魏延、楊儀等廖廖數人曾有不滿或一般的不軌行為之外，上述兩個地區性集團中的人物都能為蜀漢政權的建立、鞏固和維繫起到促進作用，他們本人也成為頗有名望的歷史人物。這一點不能不說是蜀國早期人才稱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劉備在漫長的征戰和創建政權過程中，戰鬥的足跡幾乎遍佈全國，網羅的人才來自五湖四海，能夠充分突出取長補短的優勢，文臣武將多數具備獨擋一面的能力。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其言不虛；龐統被譽為「清雅有知人鑒」，司馬徽稱其為「南州士之冠冕」，後來果真顯名；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諸葛亮也「每奇(法)正智術」，多次為蜀確定謀略；陳壽用蔣濟之言稱許靖「大較廊廟器也」，「麋竺、孫乾、簡雍、伊籍，比雍容風儀，見禮於世」，可謂一時之才士；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等人，陳壽稱之為「皆蜀臣之良矣」。武將只取其部分評語便可見一斑:「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世為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馬超「能因致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強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１《三國誌》所收蜀漢人物雖少，但大多為稱讚之詞，仔細分析，應該可信。《晉書·陳壽傳》有一段話，曾引起後世史家爭議:「或雲丁儀、丁寓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髟，計劃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但是實際上，該傳也承認「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忠之才」。劉勰《文心雕龍·史傳》評價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遷、固，非妄譽也。」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六則云:「剪裁斟酌時，自有下筆不苟處，參訂他書，而後知其中謹慎。」可見陳壽在記敘各種歷史事件和人物時，不僅僅條理清晰，言簡意賅，而且記事嚴謹，無誇大之言，或故弄玄虛。因此，據其記載作出蜀國早期人才稱盛，並非言過其實。
　　再次，蜀國早期之所以人才稱盛，也是歷史發展的結果，為時代所然和社會狀況所以然。從東漢後期開始，作為兩漢思想理論的經學已經悄然向玄學轉化，陷入章句之學的儒家學說，與急劇變化的社會出現了不協調，統治階級和整個社會都不得不對儒學進行深刻的反思。儒家所碰到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治理亂世，忠、孝的觀念已經不起太大作用，之乎者也敵不過刀槍箭鏑，儒學大師絕無僅有，難成氣候，無法支撐將傾之大廈。玄學便應運而興，老莊道家學說取代了儒學。佛教此時又順應混亂社會的需求，廣為傳播，進一步衝擊儒學。這種背景之下，人才標準和選官制度發生巨大變化，原來的征辟察舉早已名不符實，「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現象相當突出和普遍，法家學說因此受到重視。《三國誌》卷十六記杜恕談當時風氣:「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曹操便前後四次頒《求賢令》，強調「惟才是舉」。亂世出英雄，一生戎馬倥傯打基礎坐天下的領袖，用人的標準不會講求出身是否顯貴，首要是看實際才能和實踐功績，與劉邦的用人之道如出一轍。劉備真正認識到了這一點，並確實加以實踐。
　　多次，當時的人才標準和選官方式正從基礎於清談、清議的征辟察舉向九品中正制和後來的門閥世族制變化，各方面尚未完善，不成系統，正是下層士族和非士族出身者爭取提升社會地位的大好時機，所以出現了明顯的轉折。劉備與曹操、孫權等當時縱橫馳騁天下的英雄一樣，深明此理，網羅了大量人才，成就了政權基業。時勢造英雄，時勢出人才，這實際上是與社會形勢緊密相聯的，也是蜀漢早期人才得以稱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後，是劉備個人求才重能尊賢禮士的結果。《三國誌·先主傳》及注中對此多處提及:「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傑，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劉備領徐州牧時為呂布所敗，依附曹操，「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隨之與曹操為敵，南附劉表，「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入蜀之前，「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期慇勤之歡」。「先主入益州」，劉璋使其討伐漢中張魯，「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劉備隨即擊劉璋，「璋出降，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谷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諸如此類，難以盡書。劉備自己便說:「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史家習鑿齒說得更具體:「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夫！」這種因素所起的作用，往往還比其他因素更突出更重要更得人心。
　　蜀國早期的人才可謂盛矣，但是他們幾乎都是益州之外的人士，也即歸屬上述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游兩個地區集團，而在益州沒有根基。這些人的籍貫相當分散，可說是五湖四海聚集的團體。入蜀之前，跟隨劉備四處征戰，幾乎與家鄉脫離了關係，失去了宗族、土地、財產、臣僕等優越條件，基本上是一介獨身，入蜀靠的是自己的能力、才幹以及上下左右的關係，所以他們特別注重身份地位。正是這種原因，造成蜀漢人才不可避免的悲劇命運，形成規律性的結果，逐漸由盛轉衰。其中原因很多，也較為複雜。
　　當初，劉備於建安十九年攻入成都，在益州確立了統治地位之後，其集團內各層次人士便開始考慮個人利益問題，但因剛剛立足，尚待穩定，「分成」舉措暫未提及。至建安二十六年，「群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諸葛亮對大家的內心想法是十分清楚的，若不以此籠絡凝聚人心，給予相應的優渥，將不利於政權的穩定，因而用東漢耿純勸世祖即帝位的話進奉劉備:「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並以此進一步明確提出:「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慾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可見，在其他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以功任官封爵是他們遂願的最好方式。但是子孫可以襲繼官爵，卻不一定能夠秉承先人的才智能力，因而也就無法保證人才繼續稱盛。
　　隨從劉備征戰外來居蜀者，難以在異鄉即時積蓄起太多的土地、財產和莊戶佃農，作為興業的基礎。諸葛亮在蜀國文武群臣中位高勢顯，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自己向後主申報的財產是:「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其他倚為左右的文武亦是如此，只在特定情況下才有一次性賞賜:「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張)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錦千疋，其餘頒賜各有差。」此後不見有類似的大規模賞賜。關於不動產的大量賞賜或佔有，幾乎沒有記載，偶而有此情況，也遭到激烈反對:「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趙)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顯然，當時這些人在蜀國難以成為強宗豪族，所以特別強調只有回到故鄉本土才是可能的。基礎根業不牢固，加上囿於當時的教育體制和選官制度，而且「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地促民少，人才自然難以相繼。從後來門閥士族定型時益州著名者寥寥，亦可反證。
　　總體加以分類排比，蜀國的人才一般是個人事功比較突出，而鮮有群體出現。早期除了劉備本人，有統率能力的就只有諸葛亮，龐統、法正稱譽雖高，並無促使西蜀騰躍式轉折上升的創舉，而且早逝，前者36歲，後者45歲，且皆在劉備之前。其他繼承人無從談起承前啟後、繼往開來。人才日漸凋零。武將在俗稱「五虎上將」之後，已無可稱道者，俚語因有「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的傳言。被諸葛亮稱作「涼州上士」、寄予厚望作為接班人的姜維，其實並無傑出建樹，屢次戰敗，甚至於段谷為魏將鄧艾大破之後，「星散流離，死者甚眾，眾庶由是怨瀆，而隴以西亦騷動不寧」。後多次為鄧艾所敗，「維本羈旅托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故自危懼」，屯田種麥以避。最終西蜀之亡，姜維難辭其責。蜀後繼無人，也實所難免。益州於當時來說，只是中國西南一偏遠區域，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等方面都無特別之處，即使有人才，相較發達地區的曹魏和東吳，亦大顯遜色。
　　劉備之後，諸葛亮主持之下的蜀國，在用人之道上出現偏差，也是其原因之一。關羽失荊州戰死，導致國家實力巨損，是此轉折點。劉備為之大舉伐吳，名義上是為關羽復仇，實質上事關益州是發展還是被局限的前景問題，勢必要爭奪荊州控制權。可惜出師之時張飛為部下所殺，劉備則於夷陵為東吳大敗，病死白帝城。後主劉禪繼承法位，昏愚闇惑，則由諸葛亮主政。但是「諸葛亮一生唯謹慎」，連年攻魏，六出祁山，以進為退，以攻為守，能保住以弱抗強，卻於魏無大損傷。觀不用魏延之策，使其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其謀略之保守昭然。諸葛亮用人，觀後人對其所托三人的評價便可洞悉，陳壽曰:「蔣琬方整有威懾，費禕寬濟而博愛，鹹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裴松之曰:「蔣、費為相，克尊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卻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干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會之亂，惜哉！」概而言之:荊州得失影響甚大，諸葛亮謹慎以保作為不及，前後執政施策守成無功，姜維之用折損國力致亡，後主愚惑閹豎，終招巨禍。
　　同時，蜀漢在與人才成長環境相關的各個方面和各個領域均處於滯後狀態，只囿於守成自保，談不上發展圖強，基本沒有政治改革、教育改善、經濟改革、軍隊改造、戰略改變、選官制度改良等方面的措施。巴山蜀水之外的曹魏、東吳在翻騰變化，蜀漢卻故步自封，蕞爾小國，不亡更有何待！蜀國的建立、存在、延續和滅亡，與歷史上的其他朝代或政權包括同時代的曹魏和東吳大不相同，人才的盛衰因素尤為重要突出。蜀國政治、經濟、軍事既無優長又無創舉，在與魏吳的關係、與境內民族的關係及各階層的關係諸方面，著眼點首先考慮的是自保，沒有人才成長的社會條件。顯然蜀國人才盛時，尚能與魏吳成對峙之勢，人才凋弊之時，蜀國則明顯處於下風。
　　西蜀興亡歷史，除去次要因素不論，概而言之，興則繫於人才，亡亦關乎人才。此處有必要重複劉備的由衷之言:「濟大事必以人為本！」歷朝歷代，應當說都是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