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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建立後，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除了政府與海外國家保持朝貢貿易關係外，其他民間海上私人貿易一概禁止。明太祖洪武時期一再下令：「禁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申禁人民無得擅自出海與外國互市」。明成祖永樂時期稍有鬆動，但依然把「海禁」政策當作不可違背的「祖訓」。此後「海禁」政策時緊時鬆，總的趨勢是以「禁」為主。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伴隨著西方國家來到中國沿海，把中國捲入「全球化」貿易之中，海外貿易的需求日益增長，「海禁」政策顯得愈來愈不合時宜。
　　當時的中國與海外各國維持著一種傳統的朝貢體制，明朝皇帝以「中央之國」的心態，把周邊各國都看作是它的藩屬，構成一種藩屬國向宗主國的朝貢關係。萬曆《明會典》關於「諸番國及四夷土官朝貢」事宜，有這樣的記載：「東南夷：朝鮮、日本、琉球、安南(越南)、真臘(柬埔寨)、暹羅(泰國)、占城(越南)、爪哇、蘇門答剌(印度尼西亞)、瑣裡、蘇祿(菲律賓)、古裡(印度)、滿剌加(馬來西亞)、榜葛剌(孟加拉)、錫蘭山(斯里蘭卡)、呂宋(菲律賓)、木骨都束(索馬裡)等；北狄：韃靼、瓦剌(蒙古)等；東北夷：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等；西戎：哈密、畏兀兒(維吾爾)、撒馬爾罕(中亞)、天方、默德那(阿拉伯)、烏思藏(吐蕃)等。」
　　朝貢的前提是，這些國家接受中國皇帝的承認與冊封，在國王交替之際，以及慶慰謝恩典禮之際，必須派遣使節前往中國覲見皇帝，呈獻貢品，並且接受皇帝的賞賜(稱為回賜)。這就是朝貢體制，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呈放射狀的，用朝貢—回賜方式維繫的國際關係。因此朝貢體制的政治意義是首要的，經濟意義是次要的。在朝貢中附帶進行一些貿易，稱為朝貢貿易，或者叫做貢舶貿易、勘合貿易。無非是兩種形式，其一是，隨同朝貢使節來到中國沿海的港口，在主管外貿的市舶司的主持下，就地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其二是，朝貢使節抵達北京後，隨行的商人可以在禮部接待外賓的會同館附近，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這些貿易都是朝貢體制的附屬部分。
　　這種狀況顯然與當時已經初露端倪的「全球化」貿易格格不入。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專著《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指出，從14世紀至15世紀以來，亞洲區域內的貿易在逐步擴大，存在三個貿易圈：一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貿易圈，一個是以印度為中心的南亞貿易圈，兩者之間還有以若干貿易中轉港為中心的亞洲貿易圈。新航路與新大陸發現以後，西方國家的商人為了購買亞洲的商品，攜帶大量白銀也加入到這些貿易圈中來。因此以中國為中心的貿易圈，正在發生新的變化。
　　長期以來眾說紛紜的「倭寇」與海上走私貿易，放到這樣的背景下來考量，許多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
　　日本與周邊其他國家一樣，與明朝維繫著朝貢貿易，朝貢船隊必須持有明朝禮部頒發的「勘合」(通行證)，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寧波上岸，再在安遠驛的嘉賓堂歇腳，一面上岸進行貿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許可。一旦獲得許可，使節一行攜帶國書、貢品以及攜帶的貨物，在明朝官員的護送下前往北京，下榻京師的會同館。在向朝廷遞交國書、貢獻方物後，攜帶的貨物可以在會同館附近進行交易，買入非違禁貨物。據田中健夫《倭寇與勘合貿易》的研究，從建文三年(1401)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將近一個半世紀內，日本遣明使節所率領的船隊，共計十八批。由於嘉靖二年(1523)日本大內氏與細川氏兩大集團在寧波發生「爭貢」事件，使朝貢貿易出現危機，成為「後期倭寇的發端」。
　　寧波「爭貢」事件，給明朝內部主張嚴厲實行海禁政策的官僚找到了一個口實：「禍起市舶」——禍根是由朝貢貿易引起的。禮部沒有權衡利弊得失，便貿然關閉寧波的市舶司，停止了日本的朝貢貿易。官方的合法貿易渠道被堵塞，而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難以得到滿足，為海上走私貿易提供了一個有利時機。根據《籌海圖編》記載，當時日本對中國商品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包括生絲、絲綿、棉布、綿綢、錦繡、紅線、水銀、針、鐵鍋、瓷器、錢幣、藥材等等。如此巨大的一個市場，如此巨大的利潤(例如生絲運抵日本後，價格高達十倍)，對商人的誘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於是乎，嘉靖年間東南沿海私梟船主與土豪相結合，挾制官府，大張旗鼓地進行海上走私貿易，海盜與沿海貧民也介入走私貿易隊伍，與之遙相呼應。由於他們與日本商人進行貿易，在遭到官府取締時，採取武裝對抗，被人們稱為「倭患」。
　　人們對於「倭寇」一詞，容易望文生義，其實，所謂「倭寇」需要具體分析。《中國歷史大辭典》的「倭寇」條說，倭寇是指「明(代)時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云云，過於簡單化。根據田中健夫的研究，「倭寇」一詞，最初出現於404年的高句麗「廣開土王碑文」。它的含義是多種多樣的，有「高麗時代的倭寇」、「朝鮮時代的倭寇」、「嘉靖大倭寇」等，甚至還有「呂宋島的倭寇」、「南洋的倭寇」、「葡萄牙人的倭寇」。其中規模最大的是14世紀至15世紀的倭寇，以及16世紀的倭寇。前者主要在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沿岸活動，是日本人與朝鮮人的聯合體；後者大部分是中國的海上走私貿易群體，日本人的數量很少。山根幸夫在《明帝國與日本》一書中，談到「後期倭寇」(即「嘉靖大倭寇」)時，強調以下兩點：一是後期倭寇的主體是中國的中小商人階層——由於合法的海外貿易遭到禁止，不得不從事海上走私貿易的中國商人；二是倭寇的最高領導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廢止「禁海令」，追求貿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貿易集團的首領。
　　被稱為「倭寇王」的王直，是徽州商人，長期從事對日本的貿易。在遭到官軍圍剿之後，逃往日本薩摩的松浦津，以五島列島為根據地，還在平戶建造了第宅，擁有一支龐大的船隊，自稱「五峰船主」，又稱「淨海王」、「徽王」。他不時前往浙江、福建沿海，進行大規模的走私貿易和海盜活動。他的隊伍中確有一些「真倭」，那是受王直集團僱傭的。正如王守稼《嘉靖時期的倭患》一文所說：「大量史料證明，歷史的真實情況似乎與以往流行的說法相反，嘉靖時的『真倭』，反而倒是受中國海盜指揮，處於從屬、輔助的地位。」
　　那麼為什麼長期以來把「倭患」說成是日本海盜的入侵呢？原因是複雜的。一是其中確有一些日本人，即所謂「真倭」；二是王直等人有意製造混亂，以假亂真，保護自己；三是明朝平倭將領為了冒報戰功，虛張聲勢。無怪乎當時人說：「官兵利於斬倭而得重賞，明知中國人，而稱倭夷，以訛傳訛，皆曰倭夷，而不知實中國人也。」
　　王直曾經向政府當局提出「開港通市」的要求，希望放棄不合時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私人貿易合法化。他在接受朝廷招撫後所寫的《自明疏》，希望政府在浙江定海等港口，仿照廣東事例「通關納稅」，恢復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係，那麼東南沿海的「倭患」就可以得到解決。平倭總督胡宗憲表面上答應「姑容互市」，在王直投降後，卻出爾反爾，於嘉靖三十八年年底，在杭州官巷口鬧市，把王直斬首示眾。
　　王直的死，並沒有使「倭患」消停，恰恰相反，激起了他的部下極大的怨恨和瘋狂的報復，「倭患」愈演愈烈，海禁與反海禁的鬥爭愈來愈尖銳了。在此之前，對倭寇素有研究的唐樞寫信給胡宗憲，分析了中外貿易的大勢，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國與外國的貿易難以禁絕，海禁只能禁止中國百姓；第二，嘉靖年間的倭患起源於海禁政策的不合時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盜」；第三，所謂倭寇其實是中國百姓，即嘉靖三十一年「海上之為寇」，次年「各業益之而為寇」，再次年「良戶復益之而為寇」。他對倭寇的分析洞若觀火，道出了事實真相。
　　無獨有偶，稍後的謝傑在《虔台倭纂》一書中對倭寇的分析，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為中國患，皆潮(州)人、漳(州)人、寧(波)紹(興)人主之也」；「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他認為，從海上貿易的視角看來，導致「倭患」的原因是「海禁之過嚴」。可謂言簡意賅，一針見血。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禍患始終存在。王直死後，徽商在海上依然相當活躍，後繼者有徐惟學、徐海，都被當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戶港一直是當時中日貿易的重要據點。真正解決「倭患」的關鍵之舉，並非戚繼光、俞大猷的平倭戰爭，而是朝廷政策的轉換。隆慶元年(1567年)，當局宣佈實施比較靈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允許人民下海前往西洋、東洋貿易。既然民間海上貿易合法化，所謂「倭患」也就煙消雲散了。以此為契機，東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貿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