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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瑞卿被整開始於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會議。這正是「文革」風暴的醞釀期。如果把文革的一些事件按時間順序排列一下，羅瑞卿被整可以說是「首當其衝」。與他被整的同時，楊尚昆被免職。如果把「文革」比做攻城，整羅、楊似乎有點兒像是清掃外圍。但整羅瑞卿並不是毛澤東的本意。
　　從處於二線的毛澤東和一線的一些領導幹部之間的關係角度看，當時，由於毛澤東晚年「左」的指導思想引起實際工作中一系列的失誤，處於第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等雖然對毛澤東非常尊重，不會對他的「左」理論公開提出異議，但是為了使國民經濟能夠正常運轉，在實際工作中企圖默默地糾正這些失誤，從而導致毛澤東和第一線的領導人產生分歧。毛澤東將這些分歧看成是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分歧，並進而把企圖改正他的「左」的理論的領導人看成是走資派。羅瑞卿雖然也處於一線，但卻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情況不同。他是分工管軍隊的，不負責國民經濟方面的工作，對國民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沒有直接的感受，既沒有搞包產到戶，也沒有搞成本核算、物質刺激，也沒有直接管意識形態和知識分子的事。因此，同毛澤東當時指責的右傾沒有多少關係。相反，毛澤東當時經常表揚軍隊，這當然首先是表揚林彪，但羅也是有份的。
　　從毛澤東和羅瑞卿的關係角度看，羅瑞卿可以說是毛澤東一手培養起來的幹部。他們1929年相識。1930年初，羅瑞卿任二縱隊政治部主任期間，毛澤東曾手把手地教羅瑞卿如何調查研究。羅瑞卿和毛澤東經常接觸有兩段，第一段是抗戰初期在延安。毛曾經授意他寫了一本《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讓他住在自己住處旁邊的一個窯洞裡，每天讓炊事員給他送飯，直到寫完才讓他出來。當時，羅是抗大的教育長，毛澤東經常到抗大講話，對抗大工作作出許多重要指示，羅瑞卿是忠實的執行者。第二段是建國以後直到羅挨整。從1949年到1959年，羅是公安部長，被稱為是毛澤東的大警衛員。毛澤東對他的工作基本是滿意的。他曾經說過：「天塌下來有羅長子頂著。」「羅長子往我身邊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但是毛澤東對他又有許多嚴格甚至是嚴厲的批評。對於毛澤東指出的在工作中的失誤和疏忽，羅都銘記在心。1950年八九月間，毛澤東曾向李克農表示，對公安部不向他寫報告很不滿意。李向羅作了轉達。羅立即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問他：「為什麼不給我寫報告？」羅答：「寫了報告了。」毛澤東嚴厲地說：「既然寫了，拿我的收條來。」羅立即說明：已經報總理轉呈主席了。周恩來知道後，立即向毛澤東報告：「公安部的一些報告壓在我那裡，沒有及時向主席報告。」為羅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又對羅說：「報告今後要直接送給我。你那裡有些什麼文件，可以送給我看看。」羅立即將當時將召開的經濟保衛工作會議文件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在這一文件上批示：「保衛工作必須特別強調黨的領導作用，並在實際上受黨委直接領導，否則是危險的。」羅在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並明確指出：公安部既是國家政權的一個部門，又是黨的鋤奸保衛政策的執行者，是黨領導的一個工作機關，相當於過去的社會部。公安部在黨中央領導之下，各大區、省、市、地、縣公安部門在各級黨委領導之下。
　　1953年毛澤東提出中央分一線和二線的問題。12月20日，毛接見羅和譚政，問他們：「中央要分一線和二線，我如果退到二線，怎麼辦？第一線由誰主持？」羅瑞卿聽後感到十分突然，對毛澤東要退到二線沒有思想準備，便吞吞吐吐地說：「主席如退居二線，那當然是少奇同志主持一線了。但我覺得… …」這時，正是高崗在財經會議上「明批薄，暗攻劉」的時候，羅當時在東北檢查工作，財經會議只參加了一個尾巴，對高的陰謀並不清楚。這時毛澤東打斷了他的話說：「劉少奇有錯誤，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啊！」然後便批評羅說：「你鼻子不通，嗅覺不靈！世界上人睡覺，有些睡在床上，有些睡在鼓裡，我看你就睡在鼓裡。」隨後，毛澤東接著說：「你們知道有人搞陰謀，在北京組織地下司令部嗎？你們說擁護我這個旗幟，為什麼聽到一些話，不問問旗幟這些話是真是假呢？搞陰謀的，組織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崗。他要在我退居二線時，當黨的副主席。他對陳雲說：黨的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他不是擁護林彪嗎？這時林彪沒有了。他不只是要打倒劉少奇，是要打倒我，也會打倒林彪。」毛澤東打完招呼後不久，高崗打電話給羅，說要到羅家裡來。羅說「還是我到你那裡去」，隨即向毛澤東作了報告。毛澤東囑咐羅「去聽聽他說什麼」。羅到高處後，高要羅關心主席的健康，主席檢查身體時要不離左右。高還說如果成立部長會議，同意由林彪任主席。羅答道：我會注意主席的健康。至於成立部長會議，主席可能不同意。羅回來後，向毛澤東做了報告。
　　1956年毛澤東住廣州，在散步時突然對李銀橋說，他到武漢後要到長江游泳。李向羅報告。羅瑞卿、汪東興、王任重都反對。他們認為，雖然毛澤東可以在北戴河游泳，但在長江不行。海雖然比江大，但江比海險，還可能有血吸蟲。主席去游泳，萬一出點事，無法向黨和人民交代。於是，羅便去勸毛澤東：「主席，長江不能游。」「為什麼？」「因為太危險，萬一出點事，我負不起責任。」「出什麼事？無非你們就是怕我死在這個地方麼！你怎麼知道我就會淹死？」羅嚇了一跳，連忙解釋：「主席，我不是這個意思。保護您的安全是黨和人民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們不能讓您冒風險，哪怕是一點風險也不行。」毛澤東吩咐先派人試試，結果證明能游。5月3l日，毛澤東便第一次游了長江。後來他又要到三峽去游泳。警衛人員試驗的結果是不行。毛澤東也沒有堅持一定在三峽游泳。
　　1961年底羅奉命負責組織一個班子為林彪起草準備在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上的發言稿。在討論第四稿時，葉群提出，稿中「毛澤東思想是在黨和人民集體奮鬥中形成的」這句話意思不完備，應加上「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天才」這幾個字。羅用商量的口吻說：「現在已經不再提個人天才了呀！」葉群堅持要提。雙方相持不下，到第五稿，羅仍然堅持不加「個人天才」字樣。發言稿送到林彪處，林決定撇開這個稿子，另起爐灶。後來，林彪在會上就做了與會議精神完全不同的講話，說產生經濟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進而推論：「過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擾的時候，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林講完後，毛澤東帶頭鼓掌。隨後毛澤東於4月29日、30日在武漢同羅談了兩次話。他問羅：「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你能不能講出這樣一篇來？」羅答：「我水平差得遠，恐怕永遠也講不出來。」毛澤東說：「講不出來，可以學嘛！這次你們給他準備的稿子不能用，還不是他自己寫出提綱去講的。我也是這個方法，在會上邊聽邊想邊寫提綱，最後就按提綱去講一遍。」毛澤東還要求他認真讀一些馬列的書。由此才有了選學30本書的事。
　　可以看出，毛澤東對羅的批評有時比較隨便，有時又循循善誘，口氣很像家長對自己的子弟或者老師對自己最親近的學生。對於批評羅瑞卿，毛澤東自己有一段話，是1960年12月25日，他在過生日前夕，對他的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說的：「今天在座的，受過我批評最厲害的是汪東興同志，除他之外，還有羅瑞卿同志。我罵過他們，要他們從房子裡滾出去。」「我狠狠地批評了他們。但是他們從來不恨我。聽羅瑞卿說，這些批評對他來說是有好處的，這樣能使他謹慎小心一些。羅瑞卿說，就是因為受過我的嚴厲批評，他就謹慎些嘛。他和汪東興都是部長、副部長一級的幹部，批評後沒有什麼嘛。而有的同志，我還沒有那麼批評他，只是稍微批評他一下，他就懷恨在心，大概要恨我幾十年、一輩子吧！」
　　從這些材料還可以看出，羅瑞卿把毛澤東看成是老師和長輩，對他一直是忠心耿耿，心悅誠服，恭恭敬敬。而毛澤東也把羅看成是學生和子弟，對他十分信任。由此可以說明，整羅瑞卿不是毛澤東的本意。當林彪向毛澤東匯報羅的事情時，他就對林說：「他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嘛。反對我(到長江)游泳，那也是好意。」到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面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毛澤東這樣說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林彪和羅瑞卿的關係曾經是非常密切的。他們相識於紅軍時期，從1930年2月開始共事。羅雖然比林大一歲，但一直是林的下級。林彪當紅四軍軍長時，羅瑞卿是十一師的政委。林當一軍團軍團長時，羅是軍團的保衛局長。到陝北後，林當紅軍大學的校長，羅瑞卿是教育長。抗戰時期，兩人分開了，除參加七大前後這段時間外，不在一起。打太原後，羅要求調到四野，林彪、羅榮桓同意，但由於中央決定調羅當公安部長，才未去。
　　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羅當總長也是林彪建議的。但是，僅僅經過一年，他們的關係就出了裂痕。1965年秋天，當林彪已經決心整羅瑞卿以後，曾經對陶鑄說：「1960年，羅瑞卿對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從1961年起，就開始疏遠我、封鎖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對我了。」在上海會議期間，陶向羅轉達了林彪這一段話。
　　羅瑞卿不同意林彪的指責，但是他也反思了林彪何以有這樣的指責。「九一三」事件後，他在被監護的情況下對林彪和他的關係進行了系統的思考，並寫了材料。他寫道：「那麼，在什麼一些事情上，我觸怒了他呢？因為他總是有什麼病，經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請示主席辦了，或者主席有什麼指示，我就佈置執行了。有些重大一點的事，事後報告了他。有些事當時因為照顧他的病，也沒有告訴他，我想，這樣辦，我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沒有錯誤，因為主席不僅是黨的主席，而且是黨的軍委的主席。他對我不經過他就直接向主席請示決定問題，表示不滿，但又說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林彪對於羅瑞卿有時不經過他向毛澤東直接請示和決定問題不滿，同時還對羅瑞卿有時支持別的元帥而不支持他不滿。1961年春天，羅榮桓和林彪對如何學習毛著產生分歧，並在4月30日的軍委常委會議上發生爭論。林彪恨羅瑞卿沒有支持他，並在一次接見羅瑞卿時衝他發了一通火。1965年2月，林托劉亞樓轉話給羅瑞卿，說那次衝他發火是針對其他人的，是「遷怒」。
　　1962年秋，葉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揮部隊入閩，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澤東決定，在林生病期間，由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毛澤東還多次向羅瑞卿提出，要他多向賀龍請示工作。羅瑞卿因此同賀龍交往多了起來。這也引起林的不滿。有一次，他在同羅談話時，突然說：「我們的威信不夠吧？因為我們不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羅瑞卿不太明白林彪的意思。蕭華對他說：「林總是不是覺得你和賀老總接觸太多，而和別的元帥接近得太少啊？」這一期間，葉群也幾次打電話給羅瑞卿，進行旁敲側擊：「總長啊，我們這裡是個病人，又不會陪你釣魚、打牌，你還是多來些吧。」
　　可以為這些材料作註腳的是林彪寫的一條僅供自己閱讀的備忘錄：「大捧別人，大跟別人，回京後根本不來見面。……讓他做絕」，「當作又一彭黃也」。如果說1961年林彪對羅瑞卿是「遷怒」的話，到1962年，他不滿的主要對像已經是羅瑞卿了。促成林彪下決心整羅瑞卿的是1964年的比武和毛澤東在十三陵關於戰略問題的講話。
　　1962年南京軍區開展了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活動，並於10月間在鎮江組織了戰術技術現場會來普及和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總參的《軍訓簡報》作了報道，引起了分管軍事訓練的葉劍英的注意。12月23目，他到南京聽取了軍區的匯報，又到鎮江出席了由總參召開的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的現場會。27日，他致電軍委和毛澤東，介紹了郭興福教學法，建議在全軍推廣，掀起軍事訓練高潮。
　　毛澤東批閱葉的電報，當看到「把兵練得思想紅，作風硬，技術精，戰術活，而且身強力壯，一個個都像小老虎一樣」時，他在下面劃了一道槓，說：「這一條我最感興趣。」他還說：郭興福教學法對傳統的練兵方法不僅是繼承，而且有發展。鑒於上一次現場會，未通知各軍區第一把手參加。毛澤東還說到會的都是後排議員，難以推廣。再開這樣的會，要讓前排議員到會，第一把手親自抓。
　　1964年1月3日，中央軍委發出號召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指示。1月下旬，羅在南京主持召開了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現場會。此時，全國正在開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提出了比、學、趕、幫、超的口號。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羅瑞卿提出了在學習郭興福教學法過程中要開展比武，後來在批判時又稱之為大比武。
　　比武的高潮是參加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成員在毛澤東帶領下到十三陵觀看軍事表演。此時，林彪像局外人一樣，正在昆明休息。在參觀軍事表演以後，毛在十三陵對參加會議的人員講話，提出了「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的問題，提出各大區的書記要抓軍隊，還否定了林彪提出的戰略方針。7月間，楊成武按照周恩來、羅瑞卿的囑托，在昆明向林彪匯報了十三陵軍事表演的情況和毛澤東關於戰略問題的指示。林表示：「主席關於戰略方針的指示，是根據最新的情況，經過最周密、最深刻的考慮的，看得最高、最遠，因此，應當作為最後的決定意見，必須堅決貫徹執行。」共六個「最」,關鍵是「最新的情況」,言下之意，他的設想根據的是過去的情況，也沒有錯。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林彪下決心要整羅瑞卿,突破口是「比武」。10月間，為了檢查1960年軍委擴大會議決議執行情況，總政組成三個工作組分別到南京、成都、武漢三個軍區檢查工作，然後集中到武漢，由劉志堅副主任主持研究起草調查報告。由於材料還不夠充實，羅瑞卿建議他們到廣州再作一些調查。於是他們又來到駐在英德的一個團。此團二連是林彪在南昌起義當連長時的連隊。
　　調查快要結束時，葉群帶了三個秘書要參加進來。劉志堅以生活條件差等理由進行勸阻無效。葉群率幾個秘書到達部隊後就集中精力挑比武的毛病。調查了三天，感到材料不夠，就號召揭蓋子，專找在訓練中怕苦怕累的，挨過幹部批評的，讓他們大膽揭發，然後召開民主會，煽動戰士斗幹部。在這一基礎上起草了《關於二連單純軍事觀點的調查報告》、《關於四連資產階級思想氾濫的調查報告》和《關於七連錦標主義、弄虛作假的調查報告》及《團黨委把四個第一變成四個第二的調查報告》。
　　材料湊夠了，12月24日，葉群離開部隊到廣州，向先期到達廣州的林彪匯報。28日晚，林彪接見劉志堅和軍報副總編唐平鑄，說：「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衝垮了。明年要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反對單純技術觀點，反對單純生產觀點。比武擠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復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隨後，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口號，說：「時間上誰讓誰的問題，基本上要確定一個原則：讓給政治。軍事訓練、生產等可佔用一定時間，但不應衝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衝擊其他。」1965年1月初，軍委連續召開三次辦公會議，參加人員隨後又擴大到各軍區和各軍兵種負責人，討論林彪的指示，聽取總政工作組匯報在二七九團蹲點的情況。匯報雖然是由劉志堅作的，但內容則是葉群帶人搞的。隨後展開討論，中心內容就是如何評價1964年軍訓成績，如何看待比武。與會的絕大多數將領發言雖然一開始都要表示「擁護林總的指示」，但不贊成否定1964年軍訓和比武的成績。
　　林彪看到僅憑這一條還整不倒羅瑞卿，往後退了一步，讓羅瑞卿主持修改他的指示。後來在批判羅瑞卿時，說羅修改了78處，主要修改是三處，一是在「政治可以衝擊其他」後面加了一句：「當然，這裡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亂衝擊一氣。」二是在提出1965年任務時，羅瑞卿加了「氣可鼓，不可洩」。三是在軍訓時間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實控制軍事訓練的時間」改為「一定要給軍事訓練必要的時間，但是，又要切實加以控制。」這些修改到整羅時都成了罪狀。
　　4月23日林彪寫信給賀龍、聶榮臻、羅瑞卿並報中央、軍委：「由於戰爭威脅的加重，主持軍委經常工作的力量應當加強。軍委原來有三個副秘書長，其中蕭華同志患病短期不能痊癒，決定增加楊成武同志為軍委副秘書長之一，同時擔任總參謀部第一副總參謀長，這樣就能使瑞卿同志有時不在京時、病時和太忙時，能代理主持辦公會議。且由於擔任副秘書長的工作，還可以加強直接向中央報告、請示；聯繫軍政兩方面的工作；和與各軍兵種、各大軍區直接聯繫，以加強上、中、下的通氣和商量問題的便利。」在信中，林彪說，這是他4月22日見到毛主席，向主席請示後決定的。
　　此次林彪究竟同毛澤東怎麼談的，不清楚。但他建議增加副秘書長，並讓楊實際擔任了第一副總長的職務，可能要說明理由，也不能排除他向毛澤東匯報關於比武問題的爭論及突出政治問題。按照當時防修反修的思路，毛澤東很可能同意林的意見，認為羅確有單純軍事觀點。林彪接著做的是在軍隊一些單位設立聯絡員，即選擇一些人，讓它們可以越過各單位黨和行政組織的正常渠道，直接同林彪、葉群聯繫。林彪、葉群通過交底，動員他們寫揭發羅瑞卿的材料。到下半年，李作鵬等4名高級幹部和林彪的秘書等共寫了9份揭發羅瑞卿的材料，這些材料從10月起陸續到了林彪手中。林彪、葉群還曾動員蕭向榮、梁必業揭發羅，遭拒絕。蕭、粱後來在「文革」中也挨了整。
　　11月18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同時給毛澤東送去蘭州軍區《關於五十五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情況的報告》。11月30日，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聯繫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覺得必須向你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的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隨時到來。」
　　同日葉群帶著這些材料乘飛機秘密到達杭州，向毛澤東作了六七個小時的匯報。12月2日，毛澤東對林11月18日的信和所附蘭州軍區的報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這說明林彪、葉群的狀告准了。
　　接著就是12月8日的上海會議。葉群在會上作了三次、共約10小時發言，指責羅瑞卿是野心家，逼林彪退位。又編造了據說是羅瑞卿讓劉亞樓轉達的四條：一個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你的任務很重，應保護林的健康；再不要干涉軍隊工作了；放手要羅總長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給羅負責。
　　葉編造的這一些，劉少奇表示「難以置信」，鄧小平說是「死無對證」。羅瑞卿則堅決否認。最後，毛澤東提出：「如果沒有這三條(指反林、伸手、反對突出政治)，可以把問題先掛起來。中國有很多問題都是掛起來的。掛幾百年不行，可以掛一萬年。有什麼就檢討什麼。」從這些事實看，決心整羅的是林彪。但是毛澤東聽信了他的誣蔑不實之詞。毛澤東為什麼會同意召開上海會議？這恐怕同他即將發動「文革」有關。他當時已經對處於一線的劉少奇等不信任，因此準備依靠林彪等來發動「文革」。就在這時，林彪提出了對羅瑞卿的嚴重指責，這使毛澤東處於必須同意林彪的地位。
　　為了將羅的罪名坐實，1966年3月又開了京西賓館會議，並通過吳法憲逼迫劉亞樓的遺孀在吳一手炮製的偽證上簽字，此次會議導致羅3月18日跳樓。隨後，林彪在五一八講話中，便大講政變，列舉了從春秋戰國到民國，歷代宮廷政變的血腥材料，聳人聽聞地說彭、羅、陸、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把彭、羅、陸、楊硬捏在一起，儘管這四位之間並沒有什麼聯繫。
　　直到此時，毛澤東仍然不願意把羅瑞卿打倒。他曾設想要調羅瑞卿到江西工作。附帶說一句，羅當時由於兼職多，是中央書記處的書記，軍銜雖然是大將，但見報時他的位置有時排在幾位老帥之前。他是軍委秘書長，中央和軍委開了什麼會，要他去向各位老帥報告，實際上是傳達。這種狀況當然不是他個人造成的。而他工作起來從不推諉，因此，一些幹部認為他太突出，太露鋒芒。但是，這些都不能成為被打倒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