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蔣經國上海「打虎」與杜月笙對壘始末
打開中國作戰地圖，現在國民黨軍隊除了控制若幹大城及連接各城的鐵路沿線之外，黃河以北已經赤焰處處。然而，就許多中國人來說，當前頭號大敵是通貨膨脹，物價飛騰，而不是共產黨。戰爭費用創造出巨額預算赤字，投機客藉機操縱圖利，助長通貨膨脹，大火燎原。上海躉售物價由1945年9月至1946年2月，增加五倍，一年之後又漲了三十倍。政府採行各種措施，包括把工資盯住生活費用運動、凍結物價與工資，工業物資及消費物品實施配給，等等，但是統統不能奏效。一包米在1948年6月售價法幣六百七十萬元，8月份已漲到六千三百萬元。
8月18日，國民政府頒布命令，要求老百姓交出所有的金、銀及舊鈔「法幣」，換取新鈔「金圓券」。兌換率是三百萬法幣換一元金圓券。同時，政府禁止工資與物價上漲，也不準罷工及示威遊行。這時候，民心普遍希望(雖然還不到相信的地步)政府這次言出必行，會嚴格執行法令規定。政府的三大經濟管制區集中在上海、廣州和天津。上海管制區還涵蓋南京市及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可以說是成敗利鈍的考驗關鍵。如果經濟改革在上海能成功，其他各地也可能成功。
8月21日蔣介石任命俞鴻鈞為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賦予警察權。俞鴻鈞出身上海富商家庭，曾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念過研究所。不過，俞鴻鈞只是名義上的督導員，蔣經國奉派擔任他的副手，但大家都曉得真正擔綱做事的是蔣經國。蔣介石在日記裏記下：「雖然我曉得這個職位可能使經國遭到忌恨，甚至斷送前程，但是我必須派他去。經國是可以承擔此一任務的唯一人選。」
蔣經國8月20日抵達上海，立刻投入工作，當地英文報紙形容他是「在上海打經濟戰的主帥」。他第一道命令就是要王升把戡亂建國第六大隊帶到上海。戡建第六大隊抵埠之後，蔣經國以上海市復員青年軍註入，擴大編製員額，也派出其他大隊分駐轄下三個省。蔣經國不信任上海市官僚，派戡建大隊人員進駐各個治安機關，如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警備司令部、鐵路警察局等單位。
上海各地旋即出現公告，凡檢舉違反經濟管制者，經查屬實，可以得到沒收的黃金、銀子、外幣或囤積物資價值之三成作為獎金。老百姓也可以把密報消息，投進設在街頭的建議箱，各方報告開始湧進蔣經國設在中央銀行內的辦公室。同時，大批青年男女亦主動支援警察及王升的戡建大隊檢查工作。上海街頭到處突檢市場、倉庫、工廠囤積的物品，查核申報存貨與現場實際數量是否吻合。
蔣經國和部屬審閱檢舉函，必要時即對可疑設施突擊檢查。對奸商速審速決，罰款、坐牢，不予寬待。官吏貪汙，刑罰最為嚴重。財政部一位秘書(譯按，陶啟明)和上海警備部兩名軍官 (譯按，張亞尼、戚再玉)經特種刑庭判處死刑。孔宋家族成員孔令侃在上海經營一家揚子公司，從事進出口貿易，孔令侃在商界的諢號是「南京老虎」，他和青幫首腦杜月笙關係不錯。杜月笙的綽號是「大耳杜」，有時候被稱為「經濟老虎」。
杜月笙不但是黑社會頭子，在中國銀行(601988,股吧)、交通銀行(601328,股吧)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也位居要職。他長久以來和宋子文、孔祥熙有密切往來，傳說跟蔣介石還是拜把兄弟。當經國抵達上海時，杜月笙請他吃飯，小蔣婉謝。杜月笙可不習慣被人這樣謝絕。
另一隻「老虎」是杜月笙的「外甥」萬墨林，因為日本佔領時期從米糧上賺得大錢，綽號「米糧老虎」。蔣經國的檢查小組一開始就逮捕萬墨林，罪名是非法囤積稻米，迫使米價上揚，不當侵佔政府米谷貸款。蔣經國更放膽逮捕了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理由是投機炒作、囤積居奇，非法在股市交易。同一天(9月3日)，他逮捕了一家棉紡廠和一家香煙公司經理，宋子文投資的永安棉紡廠經理也不能倖免，甚至棉布商公會、紙商公會、食用油商公會以及米商公會會長，統統抓起來。戡建大隊喊出「我們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口號，贏得「打虎隊」的美譽。
蔣經國命令各業公會會長轉令會員廠商，「以8月19日的市價，將貨品上市供銷」。譬如，永安就被控，在實施物價管制後，把生產的布匹囤積在倉庫。除了杜維屏等少數人之外，這些商人準予交保釋回。次日，又有許多商界聞人一一被請進牢房。9月7日上海銀行公會同意，市內全體商業銀行把持有的外幣和金塊交給中央政府。蔣經國掌握情報後，趕往南京，堅持逮捕財政部錢幣司司長戴銘禮。據報導，戴銘禮供出許多高級官員和金融界人士，非法由上海的銀行私運外幣、黃金到香港。
上海的外僑對於這些表現大為讚佩。英文《華北日報》9月11日指出：「過去三星期的經驗，讓老百姓覺得現況有了更張，產生相當大的希望。」此時，經濟改革實施已近一個月，物價明顯穩定下來。這段期間躉售物價指數，只上升了百分之六，有三千多名套利者被捕。但是，蔣經國認定通貨膨脹不是關鍵問題，國民黨若要扭轉頹勢，唯一的方法是不再扮演既得利益團體的政黨，要再度成為社會革命政黨。9月12日，他在上海體育場對五千名復員青年軍群眾演講，並率領群眾唱《兩隻老虎》歌曲，呼喊口號「打倒奸商、投機客！」「搞革命！」「掃除腐敗勢力！」全場熱情澎湃。
蔣經國明白宣示，他的目標不只是控制住物價，還要終結全國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他在演講中只有一次提到「共匪」，講話重點集中在富人的巧取豪奪：「我們過去和外國敵人… …帝國主義者… …作戰，現在我們在國內有了新敵人，就是鄉村的土豪劣紳、城市裏的奸商、投機客… …政府頒布的經濟新政策，不僅只是法令，也有心發動社會革命運動，象徵著實現民生主義的開端。穩定物價只是技術工作，我們的目標是終止財富分配不均。明白地說，我們應該防止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
有人批評說，經濟管制可能迫使工廠關門，蔣經國提出駁斥：「有錢能買香水、吃許多豬肉的人畢竟是少數。如果豬肉、香水從市面上消失，沒有什麼問題。只要老百姓不餓肚子，所有的百貨公司、大餐廳關了門，不會有問題。」蔣經國在日記裏對富人的不齒更加鮮明，他寫下：「他們的財富和洋房，是建立在人民的骨骸上。」他向商界保證，政府會持續保護私有財產、鼓勵民間企業，但是他也抨擊「所謂的經濟學家聲稱，要解決經濟問題，就應從經濟觀點著手」的看法。他說，這種人錯了，「經濟結構是以社會、政治力量為基礎」。
這一時期，蔣經國還在讀馬克思主義書籍，某個星期天上午，有位部屬到他住所進見，看到他在讀俄文本的《列寧全集》。蔣經國也替遍貼全市的海報，親撰口號，其中有一句是「打倒豪門資本！」一般解讀，這是影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於是他把它改成「打倒官僚資本」，這又是一個左派詞語。
蔣經國最得意的口號是，「搞革命，雙線作戰！」照他的解說，「搞革命」就是實行總理遺教，支持總裁，依據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雙線作戰」就是反共，同時還要和國民黨內貪汙腐化反動勢力，以及土匪惡霸作戰。蔣經國對於中國人民面臨的挑戰，用很簡單的話表述：「中國是資源豐富、人力充沛的優秀國家。如果在能幹的領導人率領下充分利用這些資源，中國不僅可以成為強大的國家，還可以領導世界。」考驗的時刻即將到來。他對友人說：他們此舉「成敗關係到國家命運… …以及我們團體的命運」。
一年之前一般還認為國民政府不可能敗北，此時卻似乎風雨飄搖，岌岌可危。國軍在東北的遼沈戰役慘敗，局勢逆轉。毛澤東發佈格殺人民公敵之令，名單中當然少不了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以及宋慶齡除外的全體孔、宋家族成員。共產黨地下組織、煽動者在市內甚為活躍，甚至滲透到蔣經國的辦公室。可是，經國並沒有強調共產黨顛覆滲透的危險。他在公開場合講話時，除了偶爾例行性地稱他們為「共匪」之外，繼續避免針對中共政治謾罵。他不希望重複父親1927年在上海清共的大動作。更重要的是，他認知到任何大規模清共屠殺行為，都會引起反彈。
雖然蔣經國每週七天，天天辛勤工作，夜裏卻往往與朋友飲宴酬酢。有時候，莫斯科時期的同學王新衡(當時在上海市負責軍事統計調查局的情報活動)會安排上海電影明星和「社交花蝴蝶」，參加聚會。蔣方良偶爾帶子女到上海相會，但大部分時間住在杭州。然而，據一位親信副手的說法，蔣經國在上海這段期間並沒有婚外情。
蔣經國取得父親的同意，他在上海的基本政策可以放手去做，但是要讓俞鴻鈞和上海市長吳國楨知情。基本上，他主持上海的經濟、金融、商業和相關警察功能，不需請示別人。吳國楨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與蔣夫人關係密切，他覺得沒有面子，向蔣介石提出辭呈。蔣介石不準，退回辭呈。另一位上海吳先生——蔣經國的老師吳稚暉則支持經國，鼓勵他堅持下去。有一天，有位受到調查的商人持吳稚暉的信到經濟管制處拜會蔣經國。這封信要求經國不要對持函人被指控之經濟犯罪施懲。半小時之後，吳稚暉派人送來另一封信，說明吳老所認識的這個生意人登門求助，還說吳老若不寫信給經國替他求情，他就要自殺。吳稚暉要經國不理會第一封信，凡事依法處理。
9月下旬，經國一度陶醉在他希望把贛南經驗，搬到上海，乃至華中成功推動的喜悅心情中。據「中央通訊社」報道，上海工人狂熱地相信，「只要『小人物的大朋友』與他們站在一起，他們就可以放心，不會再受到大投機客的壓搾」。然而，「中央社」也報道，「大企業和權勢家族」正在醞釀搞走蔣經國。
謝偉思此時已調到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任職。他向華盛頓報告，青幫頭子杜月笙非常生氣兒子遭到逮捕。為了向經國證明他兒子是被刻意挑中、打擊，杜月笙提出「四大家族」以及若幹華北軍事將領在上海從事經濟犯罪的證據。隔了幾天，謝偉思又報告，宋子文派妻子到上海，勸經國對永安案寬大處理。
蔣經國向父親報告逮捕杜維屏的始末，9月24日，蔣介石發電報給杜月笙，電文卻見諸上海《申報》：「我兄若能協助經國在上海經濟管制工作，無任感荷。」這似乎等於老先生公開聲明，他不會介入，讓杜維屏獲釋。這裏面的內情含混不清，但是，顯然杜月笙接到電報後，前往拜會經國，抱怨他們父子被挑出來遭受刻意打擊，他交給經國一份非法囤積物資的公司名單(包括孔令侃的揚子公司)。
幾天之後，蔣經國的朋友賈亦斌對上司捶桌抗議：「如果孔令侃沒犯法，還有誰犯法？」經國沒有回答，但是事後告訴賈亦斌：「我無法忠孝兩全。」賈回到旅館，給經國洋洋灑灑寫了十四頁的長信，敘述他的失望：「我原本認為國民黨已經沒有希望，但仍寄希望在君身上… …但是這件事點醒我，君只拍蒼蠅，不打老虎。」
賈亦斌離開上海。在當年年底之前，就與中共取得聯繫，開始秘密和共產黨合作。過後不久，蔣經國根據杜月笙提供的資料，控訴揚子公司經濟犯罪，逮捕孔令侃若幹職員。據一個說法，經國把孔令侃軟禁，基於禮貌，通知了蔣夫人。宋美齡聞訊立刻趕到上海，和經國及外甥一起見面。她對兩人說：「你們是手足，沒有理由互鬥。」孔令侃暗示，經國如果不撤銷控訴，他會不惜暴露讓蔣家及政府難堪的事。最後，孔令侃做出和解，據說交給政府六百萬美元，然後前往香港，再轉赴紐約。杜月笙也離開上海，前往香港，不久，杜維屏繳了大筆罰款給政府，獲準結束事業，前往香港和父親會合。永安公司以低於成本四分之一的價格，拋售囤積的大量棉花。永安的大股東郭氏家族，也移居香港，上海終於掃除了孔、杜家族。但是，這時候蔣經國的經濟管制措施已在瓦解，一般印象是，他在揚子公司一案被迫屈服。
10月底，蔣經國對中國之命運憂心忡忡之際，接到父親緊急命令，召他到南京開會。行政院決定解除全國對物價凍結之前令，這道命令還畫蛇添足地聲稱，日後將與商界研商，再依據生產成本凍結物價。次日，蔣經國的辦公室發表一紙聲明，他向上海市民道歉，告訴他們業已清楚的消息——他的任務失敗了！他承擔起讓上海市民痛苦加劇、而非減輕的全部責任，然而聲明的口氣挑釁大於後悔，他說：「我絕不願將自己應負的責任，推到任何人身上去… …我堅決相信，自己所指出的(9月21日演講的)《上海何處去》的道路，是絕對正確的。我懇切希望上海市民應用自己的力量不再讓投機奸商、官僚政客和地痞流氓來控制上海，我始終認為上海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11月5日，蔣經國回到上海，召集親信開會。他說：「現在，我們失敗了。我不曉得我們應該往哪裏去，也不曉得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以後可能就知道。將來各位應維持紀律，照顧好自己。我不確定我們是否會再一起工作。」他和眾親信話別時，痛哭流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