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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11月，越共總書記杜梅和部長會議主席武文傑正式訪華，兩國領導人發表聯合公報，宣佈中越關係實現正常化，從而結束了長達13年之久的兩國關係對立狀態。應該說，為達到這一目標，雙方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其中兩國領導人於1990年9月在成都舉行的秘密會晤，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它標誌著兩國關係的轉折點，不僅為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鋪平了道路，而且繼續對兩國關係的發展產生著深遠影響。
　　1975年越南抗美戰爭結束後，越南當時的領導人黎筍等人沒有及時醫治戰爭帶來的創傷，而是徹底背離了胡志明的路線，對內在南方強制推行過「左」的社會主義改造，對外依仗蘇聯的支持，大肆推行地區霸權主義，妄圖拼湊「印支聯邦」。在這一錯誤路線指引下，越南一面公開反華，一面加緊對老撾的控制，直至對柬埔寨發動武裝入侵。他們的所作所為，導致越南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國際處境空前孤立。
　　1986年7月，越共總書記黎筍病逝。同年12月，阮文靈在越共六大上當選為越共總書記。阮文靈在60年代越南抗美戰爭時期，是越共南方局領導成員，曾多次秘密訪華，對中國態度誠懇友好，深得毛主席、周總理的賞識，認為他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但抗美戰爭結束後，阮文靈不贊成當時領導人錯誤的內外政策，曾一再遭到排擠。阮文靈出任總書記後，急於糾正前任的一整套錯誤做法，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國家成為朋友」的口號。他認為，對越南來說，當時最為急迫的兩件事就是要從柬埔寨撤軍和改善對華關係。但是，由前任總書記的親信、越共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阮基石把持的外交部，繼續按照黎筍的一套思維行事，千方百計干擾和阻撓阮文靈的戰略部署。而阮文靈作為新上台的領導人，在中央決策層中尚無深厚根基，他的一些設想也尚未得到更多領導人的理解和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才能實現上述目標，是極為棘手和頭痛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
　　1989年10月，老撾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凱山·豐威漢訪華。我當時作為外交部亞洲司印支處處長，參加了接待工作。按照中央批准的接待計劃，將由李鵬總理主持會談和宴會，江澤民總書記會見和舉行便宴。但老撾方面懇切希望鄧小平同志能會見凱山。中方表示，鄧小平年事已高，已不再會見任何外賓，請予諒解。儘管如此，凱山仍堅持要求見鄧小平，我記得先後提了三次。在這種情況下，經反覆研究、協調，最後商定請鄧小平禮節性簡短會見。因此，外交部也沒有準備詳細的談話參考要點。沒想到，兩位領導人進行了長達40分鐘的談話，而且談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實質性問題。凱山誠懇承認，過去十多年來老撾同中國的關係處於不正常狀態，是受了「外部的影響」，此次訪華將標誌著兩黨、兩國關係的完全正常化。  
　　同時，凱山還轉達了越共總書記阮文靈對鄧小平的親切問候，說越南對中國的狀況已有了新認識，對中國的態度也有了改變，還說阮文靈希望中國能邀請他訪華。鄧小平也請凱山轉達他對阮文靈的問候，並說：「我早就認識阮文靈同志，我知道他思維靈活，很有理智，工作很能幹，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我希望他當機立斷，把柬埔寨問題一刀斬斷。現在我年齡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後不久，柬埔寨問題能得到解決，中越關係恢復正常，這就了卻了我的一件心事。」鄧小平特別強調，越南必須從柬埔寨乾乾淨淨、徹徹底底地撤出軍隊。他請凱山將這些意見轉告阮文靈。此外，鄧小平還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阮基石這個人愛搞小動作。」當時，我在現場作記錄，感到這句話雖像是順口說的，份量卻很重。我的理解是，這句話是要告訴阮文靈，中國對阮基石已喪失信心，無論是解決柬埔寨問題，還是實現中越關係正常化，都不能指望和依靠阮基石。
　　凱山在回國途中在越南短暫停留，及時、全面地向阮文靈轉達了鄧小平的傳話。阮文靈聽後十分重視，對阮基石的「小動作」更有切身體會。他意識到，要改善越中關係，必須首先解決柬埔寨問題，而如何解決柬埔寨問題，則必須同中國商量。他還意識到，鄧小平雖傳了話，但並未對他發出訪華邀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實現訪華，是他急於要解決的問題。1990年6月5日，在多方努力下，阮文靈總書記在越共中央會客廳會見了中國駐越南大使張德維。阮文靈首先請張大使轉達了他對鄧小平、江澤民、李鵬等中國領導同志的問候。阮文靈說，在越南抗美戰爭時期，他曾多次去過中國，見過毛主席、周總理、鄧小平同志等。毛主席、周總理、鄧小平同志與胡主席是同輩人，阮則是他們的學生。在革命戰爭時期和在敵人的監獄裡，他總是學習和研究毛主席論述民族民主革命的著作，受益匪淺。在越南抗法、抗美時期，中國給予了越南各方面的巨大援助，連大米、壓縮餅乾、鹹菜等，都是中國援助的。而且中國在戰略和指導思想上，也給了越南很多幫助，比如越南打人民戰爭，就是學習了毛主席的人民戰爭思想，把它運用到越南的實踐中去。可以說，如果沒有中國的援助，越南是不可能打敗美帝國主義的。  
　　阮文靈說，越南抗美勝利、全國統一後，本應集中精力從事經濟建設，但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困難和複雜情況，這十幾年越南比抗戰時期更艱苦，日子更難過，特別是越中關係出現了困難。應該說，越南對中國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始終主張做錯了就要改正。這方面的事情請中國同志諒解，過去的事情就讓他過去算了。當前更重要的是搞好現在和將來的兩國關係。
　　阮文靈說，當前國際形勢正在劇變，東歐的形勢演變很複雜，蘇聯的形勢也很嚴峻。帝國主義極力插手，大搞和平演變，夢想一舉消滅社會主義。過去人們說蘇聯是世界和平的堡壘，但現在這個堡壘正在動搖。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黨是一個大黨，又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在當前形勢下，中國的地位和作用特別重要。我們需要中國來舉社會主義這面旗幟。越中兩國是社會主義鄰邦。越南是小國，越南黨是小黨，很需要中國這樣的大國大黨的支持和幫助。阮文靈說，這是他的心裡話。
　　阮文靈說，柬埔寨問題總的是要和平解決，未來的柬埔寨不應是親西方的，也不要讓西方和聯合國插手太深。為此，越中雙方可以合作，內部推動波爾布特、英薩利與韓桑林、洪森和解，對外仍可按目前各方磋商的路子進行。排除紅色高棉的想法是不現實的。
　　阮文靈表示，他很想同中國最高領導同志見見面，進行深入的、兄弟般的交談，可不拘外交禮節。他說，歷史的經驗表明，兩國最高領導人直接談，容易相互諒解和取得一致，許多重大問題也好解決。阮文靈還說，他年紀大了，想在退休前同中國領導人一起協商，把柬埔寨問題和恢復越中關係問題解決掉。  
　　會見時，外交部長阮基石也在座，但談話內容同阮基石的反華老調完全不同。估計安排阮基石陪見的用意，很可能是要讓他當面聽聽總書記究竟講了些什麼，也許此時對他尚存有一線希望，給他一個改變做法的機會。當然，也正因為有阮基石在場，阮文靈沒有把話說得更深、更透。
　　會見結束後，張大使立即把阮文靈的談話內容詳細報告了國內，請示國內有何指示。國內進行了認真研究，很快答覆說，還是要越南盡快從柬埔寨撤軍，並解決好撤軍後柬埔寨對立雙方，即金邊政權和抵抗力量三派的聯合問題，之後再按部就班和順理成章地安排兩國領導人高級會晤。就是說，中國領導人尚不準備很快同阮文靈見面。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打破僵局，實現同中國領導人的會晤，是需要阮文靈冥思苦想的問題。
　　1990年8月16日上午，越南社科院一名姓黃的幹部來到中國大使館門前。他對使館接待人員說有事要見張大使，張大使在使館大會客廳會見了他。由於張大使能講一口流利的越語，所以兩人談話不需要翻譯。黃說，他家住在阮文靈總書記家附近，8月13日晚，總書記派車把他接到家裡，談了一個小時。總書記說，他本想再次約張大使，但外交部從中阻攔，說沒有必要。因此總書記托黃給張大使捎個口信。說著，黃從衣兜裡掏出一張折疊得很小的信紙，解釋說，這是他記錄下來的總書記的談話，已經總書記核對無誤。其中一段說道：「凱山同志去年10月轉達了鄧小平同志對我的問候和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越關係正常化的口信，我對此十分歡迎。我同樣殷切希望在我主持的越共六屆中央任期內能恢復越中關係，以便從即將召開的七大開始兩國關係的新階段。我辦成了這件事，才對得起越南人民和越共黨員對我的信任。」「柬埔寨問題這個障礙之所以長期扯皮未能解決，是因為阮基石常常把事情搞偏了。
　　我認為，現在兩國領導人有必要進行直接和深入的討論，以便消除所有的誤會，並排除越南外交部的干擾。我相信，兩國真正的共產黨人都從捍衛社會主義和恢復純真友誼的殷切希望出發進行會晤，柬埔寨問題一定能迅速得到解決。如果中國同志也有這種看法，請發出內部邀請，我將立即秘密前往中國。」「為了使討論進行得紮實牢靠，我回國後能更有力地說服越共中央和政治局集體，最好有杜梅、範文同二人和我一起去。」「我要求內部訪華的出發點，是為了親自深入地聽取江澤民、鄧小平、李鵬等同志的意見，也使中國領導同志能親自深入地瞭解我本人。雙方共同誠懇地為一系列問題，首先是柬埔寨問題尋找出最佳解決方案。目前，對我來說還有一定的困難，但我有信心。」「倘若得到中國同志的支持和幫助，我將能沿著胡主席的道路，在培育美好的越中友誼、捍衛社會主義和共同的革命利益方面，更加順利地穩步達到目的。」阮文靈提到的杜梅是越南部長會議主席(總理)，範文同是越南前總理，當時任越共中央顧問。  
　　黃解釋說，他理解總書記的意思是，由於外長阮基石從中作梗，越中解決柬埔寨問題和恢復兩國關係的進程受阻，因此，總書記想繞過阮基石和他把持的外交部，由雙方最高領導人直接會晤，問題談定後，便可責令外交部貫徹執行。送走黃後，張大使急於辦理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把阮文靈托黃轉達的意見報告國內。但同時要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大使館要不要向國內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困難的地方在於，國內剛剛對阮文靈6月5日提出的內部訪華的要求作了明確答覆，即要越方先解決從柬埔寨撤軍和促成柬埔寨對立雙方的聯合問題，再安排兩國領導人會晤。在這種情況下，如重複國內的意見，則等於沒提建議；但如提出與國內的答覆意見不同的建議，會不會被誤解為同國內唱反調？為此，下午一上班，張大使便召集我和兩位一秘商議。經過討論，張大使和我們一致認為，大使館的職責就是要為國內站崗放哨，並當好參謀。國內前次的答覆意見無疑是正確的。但現在出現了新的情況，阮文靈決計繞開阮基石，同我領導人進行坦誠的實質性討論。為此，大使館應該根據新情況，大膽地提出新建議，於是，使館鄭重建議國內對阮文靈再次提出的內部訪華的要求給予積極考慮。為了保證會晤的成功，四川省委和外辦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和組織工作。據說會晤的兩天，越南客人下榻的金牛賓館中，所有其他房客均必須離開。同時，中越雙方商定，對會晤絕對保密，對外不發任何消息。  
　　成都會晤一年後，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總書記杜梅和新任部長會議主席武文傑訪華。兩國領導人發表聯合公報，宣佈中越關係實現正常化。1999年2月，中越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確定了新世紀兩國關係的發展框架，簡要說來就是「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16個字。越南官員和學者說，這是「黃金般的16個字」。2005年7月和11月，中越兩國高層領導人互訪，更加充實了「16字」內涵，把中越睦鄰友好和全面合作關係不斷提高到新的水平，使兩國和兩國人民永做好鄰居、好朋友、好同志、好夥伴，標誌著中越友好外交關係推向一個新的里程。
　　當年參加過成都會晤的越南朋友都為自己有過這段經歷而感到光榮和自豪。原越共中央對外部辦公廳副主任的范光英(範文同的內侄)在成都會晤時，是越方的禮賓官。他對我說，他一直仍珍藏著在成都和江澤民總書記的二人合影。已退休的前越共中辦主任紅河告訴我說，成都會晤期間，當江澤民總書記舉行的宴會結束後，他立即把宴會桌上的所有桌簽一一收起，帶回國內，作為珍貴的歷史文物。2000年2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黎可漂訪華期間，提出一定要到成都看看當年兩國領導人舉行會晤的金牛賓館，意思是表示越南領導人決心同中國領導人一道，沿著成都會晤開創的道路，譜寫中越關係的新篇章。
　　8月19日夜，使館收到了國內的答覆。國內指示張大使設法避開越南外交部，向阮文靈身邊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想於近日單獨會見阮文靈，以便當面瞭解阮的真實意圖，結果立即報部。毫無疑問，這對使館來說，是頭等重要和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但其難度也可想而知。  
　　20日上午8時，張大使召開使館黨委擴大會議，研究如何落實國內的指示，但誰也提不出錦囊妙計。大家都明白，在整個80年代，越南始終視中國為「最直接、最危險的敵人」，報紙、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傳播的全是反華的內容，在各種招待會和其它外交場合，任何越南官員都不敢同中國外交官講話。在這種情況下，不用說無法見到阮文靈身邊可靠的人，就連誰是身邊可靠的人，也不知道。在找不到線索的情況下，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6月6日，即阮文靈會見張大使的第二天，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黎德英大將曾單獨會見和宴請張大使。黎德英除進一步解釋了5日阮文靈的談話精神外，還說了不少對中國友好的話。於是，張大使決定通過越南國防部和黎德英的渠道試試看，並指示使館武官趙銳上校立即行動。
　　果不其然，黎德英大將很樂意同大使見面。21日上午8時，張大使乘坐一輛不掛國旗的轎車前往越南國防部。黎德英同張大使親切握手、擁抱，連聲說，大使什麼時間想見他，他都歡迎。張大使開門見山，把黃日新日前向他轉告阮文靈總書記談話的事簡要說了一遍，表示大使本人很想當面聽取總書記的意見，希望黎德英幫助聯繫。黎表示將立即去辦。當天下午，越南國防部外事局長武春榮緊急約告我駐越使官趙銳：阮文靈總書記將於22日晚7時半在國防部會客廳會見張大使，雙方均不帶翻譯，建議張大使換乘另一輛汽車，不掛國旗。武還說，此事只有他和外事局武頻處長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趙武官返館後，立即向張大使作了報告。
　　事有湊巧。張大使夫婦原本確定於22日晚6時半在使館宴請馬來西亞大使夫婦，並且早已發出了請貼。為了不失禮，又能保證按時去見阮文靈，大使決定佯稱生病，由我和大使夫人陪同客人用餐。當晚，馬來西亞大使夫婦準時來到大使館。待走進客廳後，他們見張大使沒精打采地由翻譯和招待員攙扶著從沙發上站起來，有氣無力地說：「歡迎大使閣下和夫人。只是我的美尼爾病又發作了，頭痛噁心，只能陪你們坐一會兒。大使館政務參贊李先生和我夫人將陪同大使閣下和夫人用餐。很抱歉。」馬來西亞大使聽後十分感動，他說：「大使閣下身體不適，還帶病迎接我們，實在不好意思。現在就請大使回去休息，祝你早日康復。」說著，他親自扶張大使站起來，兩人握手告別。張大使一走出會客廳，便大步流星地朝停候在院子裡的汽車走去。黑色的「豐田」牌汽車直奔越南國防部。  
　　阮文靈會見張大使時，首先肯定他確曾托黃文歡的兒子黃日新向張大使傳話，內容也準確無誤。阮文靈說，他本人始終認為，越南應同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1976年越共四大時，他因為不同意當局惡化越中關係的一些做法而被指責為「右傾」；1982年越共五大時，又由於他主張現階段越南應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同時存在和不同意當局的反華政策而被排擠出政治局。當時，他很難理解為什麼要對中國採取那種態度。如果胡伯伯健在，決不會出現這樣的怪事。阮文靈還說，越南對待華僑、華人的政策也是錯誤的。華僑、華人為越南革命做出了寶貴的貢獻，越南在勝利後卻歧視他們，驅趕他們，實在太不近情理。
　　阮文靈說，1986年他出任越共總書記後，便下決心克服各種阻力，逐步糾正過去的錯誤，恢復對華友好關係。首先，說服越共中央建議國會刪去了憲法中有關反華的內容。接著，又做各方面的工作，終於做出了從柬埔寨撤軍的決定。阮文靈說，在當前國際形勢下，越南同中國這個堅強的社會主義中心建立和發展團結、友好、合作關係，就顯得更加重要和迫切了。因此，他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在1991年越共七大前實現越中關係正常化。這對越南全黨和全民都是一件振奮人心的大事。
　　關於柬埔寨問題，阮文靈說，他深知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本來，越中雙方通過外交途徑商談解決是最好和最順理成章的。但由於阮基石和他把持的外交部存心搗亂，現在這條路很難走通。因此，他考慮需要自己前往北京，同江澤民總書記、李鵬總理等直接交談，共商最佳解決方案。阮文靈說，在柬埔寨問題上，阮基石同政治局大多數人的看法不一致，他總是把事情搞偏了。阮文靈還說，像今天這樣同張大使的單獨會見不宜太多。如江澤民總書記、李鵬總理邀請他、杜梅、範文同去中國，請大使直接向越南外交部提出，希望同時會見阮文靈、杜梅和國務委員會主席武志公，當面轉達中國領導人的意見，這樣會更加穩妥一些。  張大使感謝阮文靈的會見，表示將立即將他的談話內容報告國內。
　　8月28日下午，使館接到國內的指示，請張大使轉告阮文靈：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歡迎阮文靈總書記和杜梅部長會議主席於9月3日至4日對中國進行內部訪問，也歡迎越共中央範文同顧問同時前往。目前，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中越雙方應共同努力，促成問題盡快解決，並早日實現中越關係正常化。鑒於亞運會即將在北京舉行，為便於保密，會談地點將安排在四川成都。
　　張大使立即召開使館黨委擴大會，研究如何盡快將國內的重要信息轉告阮文靈。由於有了前一次的經驗，大家心裡多少有了點譜兒，決定還是由趙武官同越南國防部聯繫。於是，29 日上午8時，張大使再次與黎德英見面，請他協助安排張大使當面向阮文靈總書記報告來自北京的重要信息。一小時後，越南國防部外事局武頻處長約見趙武官，轉達黎德英的口信說，阮文靈總書記定於當日下午4時和杜梅主席一起會見張大使。為顯示會見是通過正式渠道聯繫的，總書記建議中國大使館正式向越共中央對外部提出要求，就說張大使有緊急事情，希望於當天會見阮文靈總書記和越南其他領導同志。根據阮文靈的示意，張大使於當天中午一時會見越共中央對外部副部長鄭玉泰，提出上述要求。
　　經越共中央對外部安排，下午4時，阮文靈和杜梅在越共中央會客廳會見了張大使。張大使向阮、杜轉達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邀請他們內部訪華的意見。阮、杜都表示非常高興地接受邀請，同意中方提出的會晤時間和地點，並說將立即向越共中央政治局報告，盡快確定隨行人員名單，著手準備工作。阮文靈還說，範文同同志只要健康狀況允許，也一定會應邀前往。返館後，張大使立即將下午的會見情況報告了國內。  
　　30日，國內向使館通報了此次會晤的大體日程安排，即9月3日上午，越方專機飛離河內，中午1時抵達成都，下午雙方領導人會談，晚上中方宴請。9月4日上午繼續會談，下午越方專機離成都回國。經請示國內同意，張大使將搭乘越方專機前往成都，參加會晤。
　　3日晨，我搭乘張大使的汽車前往河內內排國際機場，既是為張大使送行，也是為阮文靈一行送行。越方一行共15 人， 除阮文靈、杜梅和範文同外，主要隨行官員還有越共中辦主任紅河(中央委員)、越共中央對外部部長黃碧山(中央委員)、外交部第一副部長丁儒廉(中央委員)，其餘是工作人員。當張大使的汽車行至距機場不遠的時候，只見一輛黑色普通小轎車跟在我們後面，回頭一看，因為車上沒掛窗簾，可以清楚地看見裡面坐著阮文靈，司機旁邊坐著一名警衛。看得出來，阮文靈仍然保持著胡志明那樣的簡樸作風。我們的車趕快放慢速度，給阮文靈的車讓路。機場上沒有舉行任何歡送儀式，阮文靈一行人和張大使登上專機後，專機就起飛了。
　　張大使從成都回來後告訴我們說，兩國領導人在會晤中主要討論了如何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和恢復中越正常關係問題。關於柬埔寨問題，雙方著重商談越南撤軍後，柬埔寨的臨時權力機構最高委員會的組成即權力分配方案。中方提出該委員會由13名代表組成，除西哈努克任主席外，金邊政權出6名代表，抵抗力量方面由民柬(紅色高棉)、拉那烈和宋雙三派各出2名代表，共6名代表。對中方這一方案，阮文靈表示可以接受；杜梅認為，西哈努克本人也屬抵抗力量，這樣雙方代表的比例為6比7，抵抗力量多了一個席位，估計金邊方面接受起來會有困難；範文同則說中方的方案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後，越方同意按中方提出的方案去向金邊方面做說服工作。關於中越關係，雙方都本著向前看的態度，沒有去翻老賬。兩國領導人都同意本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精神，譜寫中越關係的新篇章。會晤結束時兩國領導人簽署了「會談紀要」。江總書記還意味深長地引用了清代詩人江永的兩句詩：「渡盡劫波兄弟在，相見一笑泯恩仇。」當晚，阮文靈激動地寫了四句詩：「兄弟之交數代傳，怨恨頃刻化雲煙，再相逢時笑顏開，千載情誼又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