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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劉備所屬上庸守將孟達絕劉降曹，致使東三郡為曹魏所佔，孟達以新城太守之職坐鎮曹魏西南邊陲數年。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孟達欲叛魏歸蜀，於次年初為司馬懿所破。加之此前孟達曾背劉璋而歸劉備，因此在史書上留下了「反覆」之名，後人多認定其最終敗亡實屬咎由自取。筆者以為，所謂孟達「反覆」並非僅僅出於孟達自身原因，背劉璋而歸劉備乃順應大局的明智之舉，無可厚非；而絕劉降曹與叛魏歸蜀均是被迫而為之，有著深層次的政治原因。孟達敗亡實為劉蜀政權內部集團鬥爭的犧牲品。
　　關於孟達降魏，《三國誌・劉封傳》有詳細記載：「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司馬光《資治通鑒》對於此事的記載稍有不同：「蜀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來降。」可見，雖然說法略有不同，但在史家看來，孟達降魏的原因主要是劉封「侵陵」，而不救關羽亦是原因之一。以上說法看似符合常理，實則皆為表面現象。孟達降魏真實原因應是劉備集團內部荊州與東州兩大政治集團鬥爭的結果。
　　孟達，扶風人，其父孟他做過東漢涼州刺史，孟達於建安初與同郡法正入蜀投奔劉璋，一直無法得到重用。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 …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根據《三國誌・劉封傳》的記載，孟達也於此時投靠劉備：「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並領其眾，留屯江陵… …蜀平後，以達為宜都太守」。宜都地處荊、益二州之要衝，為兵家重鎮。關於漢魏之際宜都太守一職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從以下史料中窺出一二：「先主既定江南，以(張)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孫權奪取荊州後，命陸遜「領宜都太守」；劉備伐吳，遇到詐死東歸的前將軍關羽主簿廖化，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孟達剛剛投靠劉備不久，就被任命管轄宜都這一接連荊、益二州的軍事要地，可見此時劉備對孟達是相當器重的。
　　在劉備佔領益州之後，其統治集團內部除了起兵之初跟隨他的心腹舊部外，主要存在三個政治派別，即隨其入益州的荊州集團、益州舊有的東州集團和益州集團。荊州集團以諸葛亮為首，主要包括劉備在荊州時加入其麾下的荊州人士，如馬良、蔣琬等；東州集團以法正、李嚴為首，擁有較強的軍事力量，是劉焉、劉璋父子在益州維持統治的政治基礎和軍事保障；益州土著集團則由益州本地的地主構成，以黃權為代表。早在劉焉父子統治時期，東州集團與益州集團之間矛盾就已經激化。
   《三國誌・劉璋傳》注引《英雄記》記載：「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由於益州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與中原地區，甚至荊州、江東地區相比，均相對落後，未能形成統一的強勢地主集團，政治上處於不利形勢；在軍事上，益州集團也無法與東州集團相抗衡，一直居於劣勢地位。
　　劉備取益州，東州集團主要人物先後歸附劉備，對劉備攻佔益州幫助極大，其中法正更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也得到了劉備的信任和器重。攻佔成都後，劉備以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對其信任程度甚至超過了諸葛亮。夷陵之戰劉備戰敗後，諸葛亮所言：「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便是最好的說明。
　　法正之外，東州集團的主要人物也都得到劉備的重用，孟達仍居宜都太守重任，鎮守荊、益要衝，李嚴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東州集團另一重要成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名義上甚至可以同諸葛亮平起平坐。東州集團的地位驟然提升，嚴重威脅到了荊州集團在劉備政權內部的主導地位，雙方矛盾開始激化。法正任蜀郡太守後，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複製，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從諸葛亮的這番話裡不僅可以看出其對法正的行為雖有不滿但卻無可奈何，同時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荊州集團對待東州集團的態度。
　　然而，荊州集團不可能放任東州集團獨自坐大，只是在等待機會以削弱東州集團的力量。建安二十四年(219)，孟達攻房陵，正給了荊州集團這樣一個機會。在劉備佔領漢中之後，命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為孟達兵所害。孟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孟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原本孟達是單獨領兵攻房陵，在蒯祺遇害後，先是劉備恐孟達難獨任，乃遣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孟達會上庸，實際上剝奪了孟達的軍事指揮權，成了劉封的部下；其次是在平定三郡以後，連降將申耽、申儀都有封賞，偏偏孟達不在其列，有功不得賞。短時間內劉備對待孟達的態度反差巨大，原因何在呢？仔細分析史料，不難看出，劉備對孟達態度發生變化的關鍵點在於蒯祺遇害。
　　對蒯祺的情況做一具體分析，不難看出劉備態度變化的原因。蒯祺屬於荊州中廬大族蒯氏，他的妻子即是諸葛亮的大姐。對於孟達攻殺蒯祺後諸葛亮的反應，我們可以從《三國誌・費詩傳》所記載降人李鴻的一段話中略窺一二：「間過孟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沖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
　　王沖所言諸葛亮「欲誅達妻子」未必是實情，但諸葛亮對孟達「切齒」應是符合事實的。孟達云：「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之意是諸葛亮雖然恨我，但卻不會做出殺害我妻子兒女的行為，同傳所記載諸葛亮與孟達書信中所謂「鴻道王沖造作虛語，雲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也說明了這一點。
　　那麼諸葛亮對孟達「切齒」的原因是什麼呢？或許有人認為應是孟達降魏的叛國行為，但諸葛亮與孟達書中有「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一語，將孟達降魏的責任全部歸於劉封「侵陵」，故諸葛亮應該不會為此事對孟達恨到「切齒」的程度。結合當時各因素綜合分析，令諸葛亮「切齒」的原因只能是孟達攻殺其姐夫蒯祺。
　　諸葛亮因幼年父母雙亡，兄長諸葛瑾早年離家避亂江東，自幼便與其姐相依為命，姐弟間自然情深意篤。孟達不考慮這層關係，貿然殺害諸葛亮姐夫，雖未必是存心為之，但此事必然對諸葛亮影響極深。諸葛亮大姐在孟達兵禍中是否一同遇害，因史書中並無明文記載，故不得而知。若諸葛亮大姐亦為孟達兵所害，諸葛亮對孟達必然恨之入骨；若其當時不在蒯祺軍中或者倖免於難，中年喪夫，必然痛徹心肺，諸葛亮不會不受到影響，這是其一。
　　更為重要的是，蒯氏家族與荊州特別是襄陽大族之間還有著千絲萬縷的家族利益。蒯、龐、黃、習、馬、蔡等荊州大族與外來的劉表及諸葛亮家族之間或有婚姻關係，或者聯繫十分緊密。孟達攻房陵，雖說是劉備的命令，但攻殺蒯祺卻是荊州集團不能容忍的，尤其諸葛亮為劉備謀主，是荊州集團的首腦，以他為代表的荊州集團對此事的反映必然會影響劉備的決定，這正為荊州集團提供了通過打擊孟達進而削弱東州集團實力的大好時機。
　　劉備殷鑒曹操的教訓，亦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早在興平元年(194)，曹操殺陳留名士邊讓，導致陳宮、張邈叛迎呂布，幾乎使曹操丟掉了整個兗州。田餘慶先生在《曹袁之爭與世家大族》一文中指出：「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兗州士大夫從邊讓事件中深感悲哀和恐懼，於是『士林悲憤，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以致使曹操『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顯然，這不是個別人興風作浪，而是站在邊讓一起的兗州世家大族向曹操發動了突然襲擊。」由於曹操殺邊讓的前車之鑒以及考慮到荊州集團在己方政權中的重要地位，劉備不得不對孟達採取行動，奪其軍事指揮權，這應該就是劉備「陰恐達難獨任」的真實原因。
　　孟達攻殺蒯祺後，劉備派劉封統率孟達。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劉封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劉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溯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劉封為副軍中郎將。可見劉封雖為劉備義子，但實際上屬於荊州集團，具有劉備心腹與荊州集團骨幹的雙重身份，而且是以文官為主的荊州集團中難得的勇將，由其接替孟達，既符合荊州集團的利益，也有利於劉備加強對東三郡的統治。
　　劉封接替孟達平定三郡後，與孟達忿爭不和，劉封尋奪孟達鼓吹，「鼓吹」指軍樂隊，是權力、地位的象徵，劉封此舉明顯是對孟達的一種侮辱，實際上更是荊州集團對東州集團的攻擊。按法正卒於孟達降魏同年，則此時法正或已病故，或已重病，無法在政治上對孟達提供幫助，其餘李嚴、董和等人在劉備集團中的地位皆無法與諸葛亮相比，自然無法對孟達提供有力的政治支援，孟達實際上是獨自面對整個荊州集團。在這種情況下，孟達為自保，絕劉降曹亦在情理之中。
　　孟達降魏之時，做出了一個不合常理的舉動，即「表辭先主」，其表云：「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睹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絜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原君王勉之也。」
　　在這份辭表的字裡行間，處處都流露出孟達的無奈和傷悲。文章以申生、伍子胥、蒙恬、樂毅等為國盡忠但又不得善終的前人自喻，表達出孟達當時的無奈心情。最為關鍵的一句是「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所謂的「愆戾山積」並非一般所認為的是不救關羽，因為當時孟達已經失去了軍事指揮權，救不救當由劉封決斷；同時由於兩大集團的矛盾激化，孟達也不可能影響劉封對待關羽問題的決策，不救關羽顯然是劉封的決定，因此這裡的「愆戾山積」所指應是攻殺蒯祺，得罪了整個荊州集團。「臣猶自知，況於君乎」，孟達同時指出，劉備對此也應心知肚明，但卻放任荊州集團的所作所為。這應該是孟達降魏的主要原因，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孟達在反叛之時為何上表舊主的動機了。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孟達降魏實際上是其在荊州集團攻擊之下為自保而做出的無奈之舉，是荊州集團對東州集團鬥爭的階段性勝利。法正病故，孟達降魏，東州集團的力量大大削弱，荊州集團鞏固了其在劉備集團內部的統治地位。
　　孟達降魏之後，受到了魏主曹丕的重用，《三國誌・明帝紀》注引《魏略》有如下記載，文帝時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欽達。逆與達書曰：「… …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達既至譙，進見閒雅，才辯過人，眾莫不屬目。又王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為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眾臣或以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孟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
　　可以看出，孟達的才能得到了曹魏君臣的肯定，「將帥之才」、「卿相之器」的評價或許有誇大之嫌，但「進見閒雅，才辯過人，眾莫不屬目」，則充分表現出了孟達的過人才幹。然而，對曹丕來說，孟達歸降最為重要的意義卻是有利於曹魏實現佔據東三郡、鞏固西南邊陲的戰略方針。
　　同年，曹丕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孟達共襲劉封，結果「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值得注意的是，劉備對劉封的指責有兩點：侵陵孟達與不救關羽，並且將侵陵孟達之罪置於不救關羽之前。劉備雖因孟達攻殺蒯祺而採取了一定的懲罰措施，但是作為最高統治者，其當然無法容忍孟達因集團鬥爭被逼降魏、導致東三郡丟失這一事實。誅殺劉封，雖是諸葛亮的意見，但劉備顯然也考慮到了協調兩大集團利益這一點。對其來說，殺劉封有利於平息東州集團因孟達被逼叛亂而產生的疑慮與不安，鞏固蜀漢政權的統治。至於後來劉備白帝城托孤，選擇了諸葛亮與李嚴兩人輔政，除了二人的才能之外，顯然也是出於平衡集團利益、鞏固統治的考慮。
　　孟達降魏後，蜀漢的兩位輔政大臣諸葛亮與李嚴均與孟達有書信往來。《三國誌・李嚴傳》載李嚴與孟達書云：「吾與孔明俱受寄托，憂深責重，思得良伴。」李嚴此語表明了自己乃至整個東州集團當時的處境。劉備死後，諸葛亮以丞相身份獨攬中央大權，重用本集團成員馬謖、楊儀、蔣琬、鄧芝等人，同為輔政大臣的李嚴雖然「統內外軍事」，卻只能坐鎮永安、江州等地，無法參與到朝廷軍政決策之中。劉備時期極力維護的集團平衡被打破，東州集團已經為荊州集團所壓倒。在這種情況下，李嚴所謂「憂深責重，思得良伴」表達了期盼孟達歸來，共輔蜀漢政權的願望。若孟達以東三郡歸蜀，在政治與軍事方面對東州集團無疑都是極大的支援，東州集團很可能因此重新取得與荊州集團的平衡，甚至以此為契機壓倒對手，在後主年幼的情況下掌控蜀漢政權。
　　《三國誌・費詩傳》所載諸葛亮與孟達書亦表達了希望孟達歸蜀的願望：「往年南征，歲(未及)末乃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托名榮，貴為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李)鴻道王沖造作虛語，雲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諸葛亮用「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之語來表達他迫切希望孟達幡然悔悟，回歸故國的意願，其用心可謂良苦。
　　《三國誌・明帝紀》注引《魏略》則有關於孟達叛魏的記載：「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桓、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
　　另據《晉書・宣帝紀》載：「天子詔帝(司馬懿)屯於宛，加督荊、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司馬懿都督荊州，統率孟達，孟達必然「心不自安」。可見，孟達於魏的困窘處境與其之前居蜀的境遇極其相似，諸葛亮於此時招誘孟達，將昔日逼使其降魏的責任一股腦兒全都推到了劉封身上，且隻字不提二人的私人恩怨，諸葛亮策反孟達的時機與策略選擇得當，計劃自然較易成功。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孟達「反覆」之名在當時已是為人所不齒，就在諸葛亮與李鴻會面後表示欲與孟達書信之時，費詩就曾表示過異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劉璋)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諸葛亮對此的反應是「默然不答」，加之同傳記載諸葛亮在司馬懿攻孟達時，「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的態度，可見其對費詩的觀點是贊同的。既然如此，為何諸葛亮還要與孟達書信招誘一個與自己有家仇的「反覆」小人呢？陳壽所謂「欲誘達以為外援」顯然不符合事實，因為在孟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之時，諸葛亮採取了與自己之前言論截然相反的做法，導致了孟達的敗亡。
　　關於孟達的敗亡，《晉書・宣帝紀》有詳細的記載：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為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洩其謀。達聞其謀漏洩，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托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帝分諸將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傳首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於宛。
　　根據以上記載，在孟達叛魏直至敗亡的過程中，諸葛亮起了極為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他先是勸誘孟達歸蜀，接著又遣郭模詐降洩漏孟達叛魏之謀，在孟達為司馬懿所攻之時又不竭盡全力發兵救援，直接導致了孟達的敗亡。郭模詐降之事，《三國誌》並無記載，但西晉司馬彪所著《戰略》一書中卻有關於此事的詳細記載：「太和元年，諸葛亮從成都到漢中，達又欲應亮，遺亮玉玦、織成鄣汁、蘇合香。亮使郭模詐降過魏。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模語儀言：『玉玦者，謀已決；織成者，言謀已成；蘇合香者，言事已合。」
　　另外根據《太平御覽》(卷692)引孟達與諸葛亮書曰：「今送綸帽、玉玦各一，以征意焉」，可知孟達贈諸葛亮玉玦確有其事，郭模詐降一事應該屬實。如此，結合《晉書・宣帝紀》所載來看，諸葛亮對待孟達不僅僅是陳壽所言「不救助」，而是促其敗亡。盧弼《三國誌集解・費詩傳》引諸葛亮與孟達書「依依東望，故遣有書」之下注曰「書詞動人，諸葛亦譎矣，其默然不答，非費詩所能知也」，說明諸葛亮在對待孟達一事上，確實另有目的，詭譎異常。陳壽與司馬彪屬於同時代之人，二人所見史料應大致相當，為何卻在記載此事上差別如此之大呢？這大概只能採取田餘慶先生的說法，解釋為蜀漢舊臣陳壽為本朝賢者諱了。
　　諸葛亮捨東三郡之強援而置孟達於死地，如此做法實在有悖常理，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為，除了孟達攻殺蒯祺的私人恩怨之外，荊州與東州兩大政治集團的鬥爭是最根本的原因。《晉書・宣帝紀》在記載諸葛亮對孟達態度時，除了與《三國誌》之意相同的「惡其反覆」之外，還有「慮其為患」之語。既然孟達已經叛魏歸蜀，那麼諸葛亮又為何會「慮其為患」呢？很明顯，這裡所謂的「為患」，並非指孟達作為敵將對於蜀漢王朝的威脅，而是指其歸蜀後將壯大東州集團的政治軍事實力，在蜀漢政權內部將構成對荊州集團的威脅。李嚴與孟達書中有「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之語，希望孟達歸來，共輔蜀政，增強東州集團的力量。對於孟達以東三郡叛魏歸蜀後對政權內部實力對比可能產生的影響，諸葛亮不會預料不到，作為荊州集團的首領，其當然不會放任事態發展。因此，勸誘孟達歸蜀並洩漏其謀，然後不全力救助，促使孟達敗亡便成了荊州集團解決東州集團威脅的最佳選擇。孟達敗亡之後，東州集團受到嚴重打擊，已無力與荊州集團相對抗。三年之後，即蜀漢建興九年(231)，諸葛亮假借了一個難於置信的口實，廢黜了李嚴這位東州集團中的首領人物，荊州集團取得了對東州集團鬥爭的徹底勝利。
　　諸葛亮為本集團利益而捨棄東三郡，促使孟達敗亡，但同時也失去了重奪東三郡這一戰略要地的大好時機。東三郡位於沔水上游，舟行下水差易而上水甚難，蜀漢若佔據東三郡，則可順流直下，並與東吳聯合，直接威脅荊州地區由曹魏所控制的襄陽、樊城等地。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曾提出由荊、益兩路出兵伐魏的戰略方針，但由於關羽失荊州而無法實現，如能重奪東三郡，並佔領襄陽，則諸葛亮一向宛、洛，一出秦川的兩路伐魏戰略便可重新實現，東吳也勢必會從江陵或淮南等地出兵配合，使曹魏真正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雖未必可以一舉攻滅「漢賊」，但至少不會出現蜀漢前後十餘次由漢中北伐，均無功而返的尷尬局面。可惜諸葛亮或者並未預計到這點，或者是將解決政權內部矛盾置於北伐曹魏之上而主動放棄，總之錯失此一良機，不免使人扼腕歎息。
　　在解決了東州集團對本集團統治地位的威脅後，諸葛亮吸納了一些東州集團的精英如吳壹、費禕、董允等人參與政權，在維護荊州集團統治地位的同時也注意協調兩大集團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發揮政權內部的人才力量。諸葛亮死後，兩大集團的領導人蔣琬與費禕皆遵循了諸葛亮的這一治蜀策略，沒有出現較大的集團鬥爭，蜀漢政權得以繼續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