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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雍正、乾隆年間號稱清代山西名臣第一人的孫嘉淦，曾有過精彩的論述與實踐。在電視劇《雍正王朝》裡，孫嘉淦是位重要的配角，狂生一個，其貌不揚，骨頭倒硬。初為戶部主事，敢與總理王大臣叫板；後為諫官，又彈劾雍正第一紅人年羹堯，最後被年羹堯挾私冤殺。
　　但是孫嘉淦的真正「對頭」，不是年羹堯而是雍正。《清史稿》裡說了兩件事。其一，雍正即位初，命群臣提建議。孫嘉淦時任檢討(從七品)，也上疏陳三事：「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後兩件事倒還罷了，獨「請親骨肉」之語頗有影射之嫌，犯了雍正的大忌。幸虧內閣大學士朱軾為他開脫，才撿了一條命。其二，雍正十年，孫嘉淦舉賢不避親，薦其弟揚淦為國子監丞，雍正批評了他幾句，他又出言頂撞：「從仁實不堪用。」
　　原本心裡就未釋懷的雍正，這回總算揪住孫嘉淦的小辮子了，當下大發雷霆，「斥嘉淦反覆欺罔，奪職，交刑部治罪。」刑部的幾個頭頭早知道皇帝不待見孫嘉淦，審也不審，關了幾天，提議按律當斬。雍正到底不是個昏君，此番發洩，氣也消了，想想這人是出了名的不要錢，遂「著在銀庫行走」。
　　「行走」，是清代官場的一個制度，相當於幹部輪崗交流。比如我們常在電視劇裡看到某人「上書房行走」、「軍機處行走」等等，都是在不奪其本職情況下的兼職。但孫嘉淦的「行走」又當別論，他是罪臣身份，原職已被褫奪，所以只能是臨時打雜。不久又被起用，委以河東鹽政。
　　由於孫嘉淦兩次跟財政打交道，他才切實體察了民情，了解市場對於民生的決定性作用。實際上，電視劇《宰相劉羅鍋》裡的許多表現劉墉智巧的橋段，都取材於孫嘉淦。譬如皇太后做生，劉墉送去爛姜一桶，寓意「一統江山」。這個故事的原型是乾隆過壽，孫嘉淦送青菜一桶，寓意「大清一統」。再如劉墉告老致仕時，用十幾口厚重木箱裝磚頭騙和珅錢的橋段，其實也是孫嘉淦幹的。只不過他不是為了鬥和珅，而是因為退休了沒有積蓄，無法做到榮歸故里，所以用木箱裝磚頭充當輜重來點綴門面。
　　無論這些故事是真是假，都不影響乾隆對孫嘉淦的賞識與重用。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即位開始，到十一月，孫嘉淦已然陞官三次，從吏部候補侍郎到實授侍郎，再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赫然成為二品大員。孫嘉淦也不客氣，在其位謀其政，撰寫了著名的《三習一弊疏》，為乾隆挾父祖奠基成就六十年雄圖偉業，提供了高屋建瓴的律己用人之法。
　　乾隆三年四月，孫嘉淦遷吏部尚書，兼管刑部事。十月，直隸總督李衛致仕，孫嘉淦繼任直隸總督(正一品)，仕途進入頂峰期。
　　關於酒禁之策，清代前期近百年執行得非常嚴厲，因為擔心釀酒耗費糧食過多，所以對酒類市場，朝廷一直是採用立法與行政的雙重干預，民間私釀、買賣，均會受到嚴懲。也就是說，朝廷把酒類加工與貿易的市場，視為一種基礎性的資源配置，其「一刀切」表現為不尊重民生現實、市場規律及其自發秩序。弊政產生的惡果，直接就是擾民、困民、賊民，民不聊生。
　　孫嘉淦甫任直隸總督，即發現酒禁之弊，疏言：「前督李衛任內，一年中獲私釀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餘名。臣抵任一月，獲私釀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餘名。此特申報者耳，府、廳、州、縣自結之案，尚復不知凡幾。吏役兵丁已獲而賄縱者，更不知凡幾。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鄉保鄰甲、沿途店肆、負販之屬牽連受累者，又復不知凡幾。一省如是，他省可知。」
　　為何有這麼多的老百姓鋌而走險？他從豐歉之別、釀酒用糧食品種之別以及豐年釀酒可以化無用為有用、增加百姓收入等三方面切入，作出了比較切合實際的分析：「臣前言酒禁宜於歉歲，不宜於豐年，猶屬書生謬論。躬蒞其事，乃知奪民之貲財而狼藉之，毀民之肌膚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計而禁錮之。饑饉之餘，民無固志，失業既重，何事不為？歉歲之不可禁，乃更甚於豐穰。」
　　「夫作酒以糜谷，此為黃酒言也，其麴必用小麥，其米則需睟梗，皆五穀之最精。若燒酒則用高粱，佐以豆皮、黍殼、谷糠，麴以大麥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殼、谷糠之屬，原屬棄物，雜而成酒，可以得價，其糟可飼六畜。化無用為有用，非作無益害有益也。」
　　他還進一步從市場的角度來分析廢弛酒禁的必要性：「燒鍋既禁，富民不買高粱，貧民獲高粱，雖賤價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為必需之物，則必賣米谷以買黃酒。向者一歲之內，八口之家，賣高粱之價，可得七八兩，今止二三兩矣；而買黃酒之價，則需費七八兩。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秕糠等物堆積而不能易錢，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糶米麥。糶而售，則家無蓋藏；糶而不售，則百用皆絀。臣所謂有損於生計者此也」。
　　最後得出「本為民生計，而滋擾乃至此」的酒禁弊端，建議乾隆皇帝引起重視，「立法不可不慎也」。此疏果然被乾隆採納，下詔弛禁。經孫嘉淦一疏，此後百餘年，清廷在酒禁上基本沒再怎麼較真兒，嘉慶時的禁酒之舉也不過是循吏而報，其實形同虛設。
　　從孫嘉淦的奏疏中，我們赫然可以發現他有著質樸的「市場決定論」思想。一、朝廷根據豐年或歉年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在確保市場不失靈的條件下，對資源配置進行最有效的優化(化無用的豆皮、黍殼、谷糠為有用的酒)。二、尊重市場規律和小民趨利圖生的自發秩序，「小民趨利，如水就下；利之所在，雖禁彌甚」。三、由市場來決定價格機制，「酒少則價必貴，價貴而私燒之利什倍於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爭焉」。四、政府只是在宏觀上進行調控，必然推動有司的行政職能轉變到管理上來，對市場的干擾也就少之又少了。
　　事實也是如此，乾隆廢弛酒禁之後，直至晚清，鮮有出台干預糧食消費的政策，有司在酒類市場上所做的事兒，無不是圍繞關稅、私征、酒厘、國課等管理政策打轉轉。而市場本身，根據《鄭州大學學報》刊載的資料性論文顯示，清代中後期僅北方五省，釀酒業就得到了蓬勃發展，民間業主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也能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各酒類品牌自由流動、平等交換，整個兒就是一個完善的現代市場體系，市場發揮了主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