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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出行訪問，陳誠等人親至機場歡送1949年是20世紀中國的一個分水嶺，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在學術思想史上的意義依然晦暗不明。近10多年來，以台灣為核心的海外華人學術思想著作在大陸的出版日見其盛，人們對它們的研究和評論也雨後春筍般出現。從後儒家熱到南懷瑾熱，然後是張光直、黃仁宇、殷海光、徐復觀、錢穆、余英時、林毓生、李敖… …不一而足。如果簡單地稱之為大陸以外的華人學術思想圈第一代、第二代，未嘗不可。
　　不過要注意的是，這個同心圓因為時代的變遷，不斷變換自己的半徑，從而出現圓心錯位，第一代、第二代學人更多的是以台灣為圓心，但越到後面，他們愈加偏離這個圓心，特別是到第三代，有些則是以大陸為圓心，其間圓心的錯位是必須深加領會的。因此本文的「台灣」是一個游移性概念，或者說是地緣與政治主題交叉的一個概念；在很大意義上，它更多的是指1949年以後那些以「中華民國」為主權正統的人。
　　這批學人在一定的歷史社會結構中被陷嵌出來的功能，很難單一化。承受內戰之痛、反思內戰與政治，及反抗專制極權、創建自由社會，傳承華夏文明，當是第一代學人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核心使命。反思從而健全已有自由民主之架構，重構省籍認同及由此而來的文化抉擇和政治前途，當是台灣第三代學人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核心使命。他們的智慧度量也體現在其於核心使命的建構力。
　　本文將從4條線索來簡單描述台灣第一、二代學人，以呈現他們的立體意義：1949年對於學術思想的意義在於它保存另一個空間，這個空間對於中國未來具有必需的意義。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一直是中國學人的追求，也是智慧度量的標尺。但無論是「究」或「通」，都得以「究」者、「通」者的身體去「究」，去「通」。身體對世界的具體感受，永遠是「究」、「通」的底線和邊線。因「疼」而抗爭，因「疼」而思量，因「疼」而「困惑」，因「疼」而「通究」，「疼」者，「通」也。由「疼」出發，而不止於「疼」，乃學術思想，甚至文化創造的必由路徑。
　　20世紀中國最大的「疼」是什麼？是長達半個世紀的「內戰」？不一定是；是長達10年的「文革？不一定是，因為受者，不一定覺得「疼」，特別是經常性的「疼」。但無論是什麼，我們必須明白自身的「疼」是什麼，我們是否將「疼」做了轉換，是否像一個自虐狂在被虐待中歡叫。1949年以後的大陸，生長出一種特別的「話語轉換」能力：「內戰疼感」通過「革命話語」轉化為「革命快感」；「文革疼感」通過「反極左話語」轉化為「批左快感」。人們將「疼因」對像化，在批判一個自身之外的事物中獲得道德和理論上的愉悅。錢理群先生提出將「苦難」昇華為「精神」，而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常常因提前到來的「快感」而遙遙無期。人們因此不再有反思的能力。我們的思想也因此缺乏如此的反思張力。
　　「內戰記憶」在大陸被轉化，在台灣則因承擔敗局而彰顯它的「疼」感。「疼」感由「敗局」而來，但不停留於「敗局」，否則只是一種怨，一種恨。黃仁宇指出：「對於內戰時的滔天大罪，我們可能無法辯解、合理化、補償或甚至道歉。如果假裝一切都沒發生，就怠忽了歷史學家的職責。」黃仁宇的思考幾乎全部來源於這一認識。
　　黃仁宇在1949年前後的命運與胡適比較相似，出使在外遭遇政權更替，並留在國外。不同的是，黃仁宇觀點尚未成形，基於自身對國共兩黨兩軍不同於他人的多樣化印象，對內戰及其結局的解釋不再停留於兩黨兩軍的具體比較，特別是不再停留於腐敗與貪污的解釋上，而進入歷史的視野：「我自己在國民黨軍隊的經驗讓我上了一課：當代中國的背景必須回溯自帝制時期的過去。這種思緒讓我轉而研究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