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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人聽來，覺得這個論斷十分荒謬，因為不公開審理可以，再嚴重的案件也得經過合法的程序審判。這種情況要是發生戰亂期或非正狀態(如戒解)下，尚有情可願，要是發生在法律秩序正常的社會裡，幾乎不敢想像。但是，這卻是在西漢中期以後形成的典籍《禮記》中的刑政規定，王制篇稱，有四種罪行可以「不以聽」即不經審判：
　　1､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2､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
　　3､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
　　4､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
　　此四誅者，不以聽。這四大刑名都是處理與政治有關的所謂非法行為的，特別是對言論的治罪。
　　《禮記》成於宣帝時，作(編)者分別為戴德､戴聖叔侄。前者之作稱為《大戴禮》，後者之作稱為《小戴禮》。一般情況下是專指《小戴禮》的。《小戴禮》綜合了戰國至西漢初期有關禮的問題討論的文章，其中包括孔子的弟子的論述。雖然《禮記》非孔子之原作，但是也是對孔子禮制思想的精細闡述，同時也表現孔子宗法思想對漢初的影響。
　　王制一篇是在漢文帝時就有了定型，系統記述了封國､爵祿乃至學校､刑政計十二個方面的問題。到了漢武帝時又有所發展。王制篇所規定的「此四誅者，不以聽」的判例判法，無疑來自孔子對少正卯一案的處理，換言之儒學後人對少正卯一案的總結，是形成「不以聽」的基本根據。
　　魯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孔子在任魯國最高司法首長(司寇)､代總理(攝相事)的短短三個月裡，最重大的舉措就是少了少正卯。他給少正卯定的罪有五項：
　　其一，心達而險；(有知識但心懷險惡)
　　其二，行辟而堅；(特立獨行而又堅持不改)
　　其三，言偽而辯；(主張與官方不一樣的理論又有煽動力)
　　其四，記丑而博；(總是觀注執政階層的醜聞並且面還很廣)
　　其五，順非而澤；(對持有不同政見的人表示贊同並且還施以恩惠)。
　　在上台的短短七天就對少正卯連抓帶殺，實在令人不敢相信！這應算得上中國「嚴打」史上第一個創舉性案例。如果僅有七天的時間來搜集五項罪的證據並迅速定性，那麼應該是事先早有了準備，也就是說到處置少正卯的時候，只是一個宣判的形式問題了，
　　少正卯何須人也，竟讓一位最高司法首長如此關注並一定要殺之而後快？據荀子與東漢王充的記錄和考證，主要是少正卯的學術興起衝擊了孔子的學術地位。「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門人去孔子歸少正」由於學術之爭引發政治傾軋是自然而然之事，它的「活化石」不僅見於元祐更化那樣的事件，也見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何況少正卯又是孔子的下級呢！
　　尊儒的學者一般都否定孔子誅少正卯的說法，如民國時期大學問家錢穆稱：「戰國時始行誅士之風，春秋時未見。」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則證明由於孔子的武斷，致使魯君決定不再信任他；由於他是著名學者又有眾多弟子遍及各國(孔子三十歲授徒，二十餘年所教甚多)，魯定公顧及自己的聲譽不好一下子革除他，只有以「非禮」之行暗示孔子。如本應將郊祭之後的肉分給孔子，魯君卻故意疏忽。
　　這一重要的失禮細節帶來的信息，使孔子確認魯君不再信任他了。於是，他決定離開祖國，到別國去施展自己的抱負。就在到了邊境的時候，他還抱著幻想，希望得到魯君的挽留。為了這一可能的挽留，孔子在一個叫屯的地方住了一夜。
　　這是讓他終生難忘的一夜。這是讓他飽受羞辱的一夜。因為魯定公並沒派人來追他，勸他回去。有人把魯定公對孔子的冷淡歸於受齊國饋贈女樂並文馬的原因，即專於享樂而不聽治國專家的意見。其實，反推一下便可知道一個能夠接受專家作司法首長的國君，肯定還會希望有更多的專家來為他服務，而孔子卻不容這樣的人出現。少正卯已為魯之大夫，孔子為了防止少正卯的學說衝擊自己的學術地位，不惜動用公法給學術對手定罪。一個國君是不會接受這樣的為政者的，儘管他以前也頗有作為。
　　政治生存不同於學問之道，學問上的對手可以用合法的暴力消滅，而政治上的對手則具有相當的反制力。季恆子是父子兩代效力於魯的大夫，自然比孔子更有政治根基，所以他要著力把孔子驅逐出政壇。孔子是一個堅定不移的理想主義者，在殺少正卯之前，他為主削平大夫的實力即「墮三都」，與季桓子的利益有衝突。季桓子為「三桓」(魯桓公之後季孫､孟孫､叔孫三氏)之一的季氏之後，當然要阻止孔子政策的實施。況且定公與「三桓」畢竟有相同的血統呢？後世漢景帝時晁錯之削藩，結果殞命，也算「墮三都」理想主義的一個邏輯結果吧！
　　孔子還算幸運，沒有如後來的晁錯那樣丟掉性命。無論如何，孔子給學術對手定罪的方法是讓人無法信服的。那僅僅可歸為一種製造邏輯的藝術，而不能稱為公平的法律操作。但，他萬萬也不會想到，後世因他這一「嚴打」的偉大創舉，把定罪這麼一個很嚴肅的法律技術問題給藝術化了。從判斷人表情的「腹誹」到抓人小辮子的「非湯武而薄周孔」，把構建良好法律秩序的文化可能全部給打爛了，以致於其間還發生了「史學定罪」的血統論學問。
　　儘管按學科分類還沒有「給人定罪的藝術」這麼一個專業，但是它確實已經成為歷代統治術中的一部分，以致於有了成語「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可見它的悠久性與威力性漸成文化特徵之一。儘管給人定罪的藝術是儒家發明的，但這並不妨礙法家對它的應用。之於這點，中國的統治(而非政治)文化被稱為「外儒內法」，確實精當！
　　在孔夫子死(公元前429年)後三百六十年的張湯那裡，給人定罪的藝術又有了大發展。漢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秋天，漢武帝決定製造白鹿皮幣。白鹿皮幣的想法確屬異想天開，皆由於劉徹信方術所致。古人以白鹿為瑞祥，稱它常常與仙人為伴。後來的說法更玄了，云：「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其色白。」儘管劉徹那個年代還沒「滿五百歲則其色白」的說法，但白鹿被認為是瑞物的觀點已經確立。
　　顏異這個人很能幹又很廉潔，漸次被提拔到九卿的位置，官拜大農令。劉徹問他對造白鹿皮幣的意見，他明確表示反對：「現在各王､侯朝賀用的禮物都是白色的玉璧，價值只幾千錢，主次很不相稱。」劉徹接受不了反對意見，故而對顏異的言論很不高興。
　　皇帝的反應是下邊人揣摸的重點，有人就根據皇帝不高興這一政治動向，給顏異「找薦兒」了。有人告發了他，武帝派張湯去查。告的什麼呢？很怪，只是一個表情。有人說：「顏異與客人談到緡錢等法令時，他的表情不對。」，客人說這些法令很不恰當，擾民，顏異沒回答，只是微微地撅了撅嘴唇。
　　張湯抓住這一微妙的動作，大做文章，上奏說：「顏異見法令有不恰當的地方，不到朝廷陳述，反而在心裡非議，應判死刑。」罪名叫「腹誹」。張湯給人定罪的藝術已經爐火純青，並在中國歷史上創立了一個新的刑名，叫「腹誹罪」。也就是，你不說話，只是心裡不滿也不行。
　　張湯這種給人定罪的藝術，來自於他在司法實踐中的大量總結。他總結出的理論很有「後現代」，可以稱為「政治上正確」的始祖。理論不算高深，但實用性非常強：「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
　　用現在的話來說，皇帝想給哪個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張湯就吩咐手下人多多搜羅證言､證物，甚至不惜造假，給那個人套上重罪；相反地皇上要想從輕處分的，張湯就採取另一種辦法，讓手下少用證據，甚至毀滅證據。這確是張湯的絕學，使他從一個侯補御史，一躍成為御史大夫(相當於監察部長兼最高法院院長)。他的這種能為也是法家所崇尚的「恃寵以固位」的方法論(法術)的代表作。
　　雖然後張湯不幸捲入政治醜聞而迫自殺，而皇帝還是懷念他的「政治上正確」的方法論。作為「政治上正確」的補償，他的後代受到了優待，其子張安世及幾個孫子都位居顯要，直至封侯。張湯文化水平不高(曾因此受到丞相汲黯的詬病)，但出於政治的需要而大講學習。他講學習方法不是自己學習，而請有學歷的人充當下屬，史稱：「是時，上方響文學，湯決大獄，欲附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
　　然而，張湯無正氣可言。為了與替代造假證據害人的手下小官魯謁居達成攻守同盟，採取非常手段攏絡魯謁居：「謁居病臥…，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這一行動在現在來論是愛護下級的典範，而在那時卻成了醜聞；連皇室的人都告發他，指稱他與謁居有不可告人的陰謀。沒法解脫，自殺了事。
　　作為一個法官，他最終因犯法而丟命，但這種現象在古代政治中並不少見。那個因發憤讀書並因「覆水難收」一語而暴得大名的朱買臣，也死於劉徹的報復。但是人們很少注意到張湯還是一個優秀的律師。當然，這是按現代意義套化的。人們似乎只看到了他給顏異定死罪的狠毒一面，卻沒看到他為當事人開脫的一面，一定要給皇帝希望輕判的人找到有利開脫的證據，乃至毀滅不利證據。只可惜他的本職工作是法官，而不是律師！
　　孔子推崇史的道德作用，他做《春秋》以微言說大義，致使「亂臣賊子懼」。這一道德信念影響至深，成為中國史學方法論的一個核心。司馬遷作《史記》，力圖續接孔子的道德版本，只是他遠不如孔子那麼精細。多虧他不精細，才給後人留下了諸如仲山甫行跡的那樣的歷史素材！但司馬遷卻又有高出孔子､張湯的地方，就在於他能從血統角度來確定一個人的歷史地位。用現代術語來說，就是把遺傳學引入史學領域。
　　他在《史記·項羽本紀》(稱以「本紀」，還是給了很高的地位的！)中說吾聞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公平地說，這還不叫血統定罪法，因為項羽只是戰敗而無罪責(那時尚無「戰犯」這一概念)。司馬遷提供的是一個分析思路。
　　到了班固寫《漢書》時，這一方法論便昇華為「史學判刑」的藝術了。在《霍光傳》的評語中，班固說：「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很明了霍光有造反的血傳或遺傳！霍叔是周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更是成王時代的三個反叛分子之一。霍叔又稱「叔處」，武王滅商後，封於霍(今山西霍縣)，他與另外兩位兄弟管叔､蔡叔的職責是監督已被征服的殷人。三人被稱為「三監」。武王死後，侄子成王年幼，周公攝政，霍大為不滿，便聯合管､蔡二人並被監管的紂王之子武庚還有淮夷､徐戎部落，起來反叛。最後，叛亂被平息，管叔被殺，蔡叔被囚，他被廢為庶民。
　　霍光死後其對立面紛紛上告他家的過失，妻子､兒子､女婿恐懼不能自持，最終走上了謀反的道路。謀反未成而被發覺，整個霍氏家族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除了霍皇后一人被廢而未遭刑事處分外，霍家的人被斬殺一絕，他夫人「(閻)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不惟他的家族遭到了毀性打擊，「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千餘家。」這是一場政治地震，一場西漢歷史上少見的政治地震。這場政治地震的餘波持續有多長時間，只有確實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才知道。從班固為霍光做傳的語氣來判斷，到了東漢，這場政治地震所衍生的種種傳說還是不斷，特別是由此衍生出的故事仍很新鮮。班固採用了一個盛傳不衰故事，故事也是一句成語的「曲突徒薪」來源。
　　霍光家族因手握重權，生活方面也更加侈奢，吃喝､車行､建築各方面無不出盡風頭。有一個籍貫茂陵的在京讀書人徐福，見到霍家種種行跡，就預言說：「霍家必然敗亡。為什麼這麼說呢？人們知道奢侈使人傲慢不遜，不遜必然會侮辱在上的。侮上，是逆道。再說，權位重要，在眾人之上，人們都生除去他們心理。霍家執掌權柄久了，人們更想除掉他。人們都想除掉他，他又對皇上不恭敬。不敗亡，等什麼？」他為此還給皇上寫了信，遞了三次，才到皇帝手中。信中的大意是說：「霍家勢力大張，都是因為皇上您厚愛所致；為了免使霍家喪亡，您該壓壓他家的風頭了！」
　　後來，霍家滿門抄斬，狀告霍家的人也都得到官職或爵位。有人為徐生的言論給皇上寫信，說：「臣我聽見一個故事，說一個人到別人家去做客，看見主人的煙囪是直的，旁邊還堆了柴禾，就勸戒主人把煙囪改成彎的，把柴禾往遠處挪。主人不以為然，笑他多事兒。過不久，果然失火了。鄰居們奮力拼救，把火滅了。滅完火後，主人殺牛擺酒，請領導喝酒。被燒燎的人坐上席。其餘的人各按功勞大小排坐次，但是沒請當初勸他改煙囪的人。有人發話了：「當初你要聽了客人的勸，也不致今天破費牛酒。」主人明白過來了，趕緊請當初建言的那個客人。茂陵徐福的上書不也是這麼回事兒嗎？如果當初皇帝聽了徐福的話，也不致於破費封官賞爵的官位與土地了，霍光的家族也不致於被誅滅呀！希望皇上能體察徒薪曲突之策的作用，不能只讓救火的人居上首呀！」
　　宣帝劉詢明白了這個意思，就給了徐福十疋帛的賞賜，後來又提拔他做了朗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