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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朝歷史上，舉行過三次特科考試，前兩次是所謂的「博學鴻詞」，發生在康乾時代，說是收攬不善八股的博學之士，其實無非是對漢人士子、尤其是對那些對清朝滿人統治還不太帖服的士子，來點收買和誘惑，在選官制度本身，實際上是種點綴。最後一次，是「經濟特科」，是清末改革時期的產物，本意是要選拔一些懂點西學或者治國強兵非常之術的人才，來救急的，其本身也蘊含著選官制度的進一步變革。可是，做點綴的，搞得熱熱鬧鬧，所取之士一時也洋洋大觀；而救急的，卻虎頭蛇尾，草草收場。
　　開經濟特科的主意，是百日維新前夕的1897年，由時任貴州學政的嚴修提出來的。嚴修是當時的改革派人士，骨子裡跟康梁沒什麼區別，只是對教育救國更加熱衷，由於對變法的政治操作捲入不深，政變後賦閒，沒有受到懲罰，後來成為南開的創辦者。這裡，「經濟」的概念，還是傳統意義上的某一種，「經國濟世」的意思，非後來從日本轉口的「經濟」(economic)，但已經開始有點接近了。可是，經濟特科的提議，由於維新變法命太短，還沒有來得及實行，就胎死腹中，一直等到鬧出了庚子國變，逃到西安吃羊肉泡饃的西太后終於想明白了，原來洋人並不在乎中國的統治者是誰，為雄是雌，反過來打算再搞新政時，才重新提上日程的。
　　經濟特科非一般的常科考試(即一般所謂的會試)，應試者需有中央和地方大員的保薦，條件相當苛刻，一般都要有點擅長西學的名聲，至少得像楊守敬那樣，精通地理之類的「實學」(楊守敬也在保薦名單之內)，按當時人們的認識，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經濟之才。由於大亂之後，朝廷有心改革，而且經濟特科，實際上是改革的第一步，所以朝野上下，雖說戊戌變法被鎮壓、庚子之變受打擊的改革勢力余痛未消，義和團時代，懂西學的人被當二毛子追殺的餘悸尚在，但還是有人對此表示了相當的熱情，幾十上百的曾經留過學、或者喜歡格致之術的人士被「挖掘」了出來，自1902年11月朝廷下詔要求重開特科以來，陸續有370餘人被保薦出來，準備應試。
　　然而，考試前夕發生的兩個案件，卻給考試蒙上了陰影。一個是蘇報案，一個是沈藎案，兩個案件都牽扯到革命黨人，牽扯到革命黨人顛覆清朝政府的宣傳鼓動。而革命黨人在朝中的某些人看來，往往跟西方和西學有種模模糊糊又難解難分的關係。沈藎給杖斃了，但章太炎和鄒容，卻在租界的庇護下還活著，引渡蘇報案的涉案人員，未能如願；杖斃沈藎，居然還引起了西方的陣陣饒舌，這一切都令西太后不舒服，讓朝中大臣義憤填膺。在剛剛過去的歲月裡，朝廷進入了倒退的軌道，不僅力主學習西方的改革者成了顛覆國家的罪犯，就是那些稍微懂點洋務的大臣，只要在義和團興起的時候還待在北京，也有性命之憂。
　　戊戌之後的開倒車，開得國家大亂，兩宮西奔，事過之後，雖然西太后的腦筋有點轉過彎來了，但朝中大批頭腦冬烘的人並沒有那麼輕易地放棄成見。對他們而言，對洋人妥協是一回事，但對本國人，還是要嚴防西方思想的「和平演變」，在他們眼裡，凡是通西學的人，大多思想不穩，有不軌的嫌疑，而預備參加經濟特科考試的人們，恰是這些人的大集中。於是乎一時間京城上下謠言四起，說這些應試者裡，有大量的革命黨。有些人本來就心有餘悸，在這種情況下，乾脆就不來應試了。
　　當時的清朝政府，改革派非死即逃，剩下的也基本上遁入上海租界或者在鄉野裡做嚴子陵，熱心變革的只是一些通曉時事的務實派，像張之洞、袁世凱這樣的人。頑固派雖然受到懲辦禍首的打擊，但畢竟人數眾多，實力尚存，尤其是像瞿鴻禨這樣的以當日清流自居之輩，雖然自身還算清廉，但頭腦冬烘，嫉「西」如仇。承辦蘇報案的兩江總督魏光燾，則是一個既貪財好貨，又頑固保守的政府大員的代表性人物，正是此人，借辦理蘇報案之機，把很多各地保奏的應試者，都指為革命黨。至於作為統治集團的滿人親貴和官僚，更是昏聵自閉，像端方這樣比較開明的公子哥，已屬鳳毛麟角，連貪財好貨但比較務實的慶親王奕勖，居然算是難得的有用之人了。辛丑議和前，幾乎所有的在京旗人都罵李鴻章是漢奸，等到聽說李鴻章要來議和了，又都歡欣鼓舞，議和完了，大家再罵他是漢奸，但心裡都踏實了，大家還像過去那樣過日子。
　　說起來，西太后實際上為政並不保守，更談不上頑固，不然同光新政(我們說的洋務運動)怎麼搞起來的？甲午戰敗，據她自己講，經常和光緒兩個抱頭痛哭，她心裡知道大清國非變法不能存活，只是由於對權位的戀棧，在滿人保守派權貴的「忽悠」下，發動政變，結束了百日維新，此時再提變法，心中未免尷尬，但又不能不提。只是既要舊事重提，再作馮婦，又不能改正當年之失，在提防著光緒的同時，把康、梁等人，決然地擋在國門之外，事實上也恨死了這些成天嚷著讓光緒親政的保皇黨。
　　然而過去的倒行逆施，不僅使她添了保皇黨這個敵人，而且孫中山的革命黨也乘機成了氣候，一些原來的康黨，也一改改良之道，趨於激進。一個孫中山尚未擺平，蔡元培、章太炎、黃興、鄒容、陶成章、章士釗等一群來自四面八方的知識分子都祭起了反滿革命的大旗，不由得不讓老太婆焦心。依這個頗為倔強的老太婆的脾氣，就是改革，也要堅持自己的原則，一不能招安革命黨，二不能啟用保皇黨。這樣，當然使得本來西學資源就十分缺乏的中國，改革陷於人才困局之中，開經濟特科，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力求解困。可是事態的發展偏與願違。
　　從來的頑固派都是這樣，幹事不行，搗亂有術。他們看準了西太后對保皇黨和革命黨兩頭害怕的心病，就是從這兩點集中下蛆，非說應試者不是康黨就是亂黨，鬧得風聲鶴唳，把個開初頗有聲勢的經濟特科考試，攪得奄奄一息。特科考試分初試、複試兩場進行，1903年7月9日初試的時候，由於謠言四起，流短飛長，不免人心惶惶，原來得到保奏的370多人中，來考試的只剩下了190多個，有將近一半的人不來應試了。幸好，由於初試有張之洞領銜主持，張之洞畢竟是個務實派的健將、明白人，有他當家，考試還算正常。
　　特科考試試題為一論，一策，論題為「大戴禮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與近世各國學校體育、德育、智育同義論」(斷句為筆者加，大戴禮是大戴禮記的意思，即漢代戴德所編輯整理的禮記)，策論題為「漢武帝造白金為幣、分為三品、當錢多少各有定直、其後白金漸賤、制亦屢更、竟未通行、宜用何術整齊之策」，雖然有西學中源的濫調，多少還有點西方的影響。考試過程的選拔也還公允，懂西學而且有見識的人，真的被選拔出來了。可是初試發榜之日，風波再起，原因是中試的頭兩名，分別是梁士詒和楊度。這倆人在後來的歷史中聲名赫赫，可是在當時卻沒多少人了解他們的底細，市面上哄傳這兩人跟保皇黨和革命黨有關係，或者乾脆就是康黨和亂黨。
　　當然，楊度也許不算冤枉，他的確跟革命黨和保皇黨人都有那麼點瓜葛，但他個人卻兩邊的任何組織都沒有參加，事實上也算不得黨人。而梁士詒，則比竇娥還冤，他被人找上門，竟然僅僅由於他的名字和籍貫。首先，他是廣東人，跟康、梁是同鄉，這在頑固派大臣眼裡，已經有了一份嫌疑了，加上他的名字梁士詒，姓跟梁啟超同，名的尾，跟康有為的字祖詒同，據說瞿鴻禨直接向西太后匯報，居然把他說成是梁啟超的弟弟，而且名字「梁頭康尾，其人可知」。
　　中國的事就是這樣，不管事情多麼荒唐，只要最高領導人起了疑，假的也變真的了，荒唐難免演變成荒謬，不由得人不害怕。所以，最後複試的時候，更多的人不見了，楊度和梁士詒自然無法繼續考下去，楊度據說還逃到了日本。而且主考也由原來的八人，變成了四人，張之洞的領導權也被剝奪了，昏庸的滿人親貴榮慶當了頭。考題也變了，同樣是論、策兩題，題目中不見了西方的蹤影，論題為「周禮農工商諸政各有專官論」，從原來的打著禮記的名義討論西方學校制度，變成了歌頌自己的制度(周禮)的完備。策論題為「桓寬言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洩、則國用給、今欲異物內流而利不外洩、其道何由策」(桓寬，即著《鐵鹽論》的那位仁兄)，也帶上了明顯的保守色彩(說外國貨物輸入是異物)。考試最終只取了27人，而且錄取之後，並不給什麼好的出路，其中不是進士的，也沒有像康乾時的博學鴻詞科中式者那樣，賞給進士出身，僅僅發到地方以知縣候補。在晚清捐班氾濫的情景下，一介區區候補知縣，跟販夫走卒沒有多少區別，一丁點「榜眼」的神氣也沒有。就這樣，在外界看來屬於清朝新政序幕的第一炮，無聲無息地啞掉了。
　　其實，就當時而言，跟1860年代，洋務派跟倭仁等人就開辦同文館的爭論不同，此時頑固派的攪混水，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已經不是主義之爭，而是權位之爭，利益之爭。他們之所以嫉恨經濟特科，其實只是為了把自己的位置多保一會兒，雖然未必擔心新人上來讓他們沒了飯碗，但惟恐務實派上台，導致他們的失勢。他們中的某些以清流自居者，也擔心務實派的大膽和貪黷，不僅使官場腐敗無可遏制，而且導致社會道德滑向深淵(這種憂慮當然不無道理)。從更深一層的意思上面說，很多人是從經濟特科這個小老鼠，看到了後面科舉改革的大木掀，為了阻止這個大木掀露頭出來，所以要從一開始就將之妖魔化到亂黨和康黨的堆裡，嚇退對改革已經食指大動的西太后。
　　儘管甲午戰爭已經教訓了國人，儘管戊戌之後的倒退已經把國家推到了崩盤的邊緣，儘管多數士人其實內心深處也知道中國非改弦更張不可，但整個知識界的現狀，人們對接受新知的恐懼以及對自身接受新知能力的懷疑，導致了更多的人還是幻想著把原來的科舉多保留一天是一天，哪怕變革僅限於考試的內容。最好是能將變革推到後代身上，免得自己陷入舊知無以用，新知又無以生的尷尬境地。畢竟，處在那個轉型的時代，剛剛過去的維新變法，被血腥鎮壓，士林的正氣，受到嚴重打壓之後尚未復原(事實上，不給戊戌平反不可能真正復原)，多數人的因循心態，也是可以理解的。這種心態，恰是頑固派得以囂張的基礎，在轉型時期，不見得改革者都有群眾擁護。
　　然而，歷史從來不會按照因循的人們所渴望的步調行進的。朝廷中有最後決定權的西太后，雖然戊戌政變的時候出於私心，一時糊塗，鑄成大錯，但她從來就不是什麼頑固派，更不是頑固派首領，從某種意義上講，她倒是跟務實派心有慼慼焉。頑固派的阻嚇戰術固然可以得逞於一時，但不可能真正蒙得了這個強人老太婆。深諳官場內幕和人情世故的西太后，很快就明白了圍繞經濟特科刮起的政治旋風背後的奧秘，在現實和洋人的壓力下，屁股逐漸坐在了務實派一邊，清廷的新政，還是按計劃拉開了大幕。
　　只是，由於經濟特科的事件，原本很稀缺的西學人才，本可以通過經濟特科考試集中在中央政府，為即將到來的改革做準備，現在則不是推到了政府的對立面，就落到了地方實力派的囊中，進一步強化了朝廷內輕外重的政治格局。同時，事件激化了頑固和務實兩派的政爭烈度，導致科舉改革，也就是選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朝著更加激進的方向進行，掌握主動權的務實派，要一下子端掉頑固派的基礎，所以，廢科舉(推倒重來)，而不是廢八股(內容改良，這恰是戊戌變法的做法)，成為變革的主調。原來設計的從開經濟特科，再到把特科變成常科的改革思路，從此胎死腹中。顯然，從後面的結果看，廢科舉這種突變式的變革所引發的社會震盪，以及由此產生的不良後果，大大超出了改革者的預期。
　　以清末歷史觀之，中國的變革，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已經被拉入了以西方規則建構起來的世界體系之中。不過，是自己變，從自己的傳統秩序走向人家的秩序，還是引發內亂，走向混沌，卻不見得有一定的規律。歷史從來不見得按進化的步伐行進，明天未必會比今天好，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在轉折的關頭，為政者保守的政策、開倒車之舉，往往是激進改革甚至內亂的根苗。如果主政者能少一些神經過敏，多一些大度寬容，則事情多少要好辦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