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中地位不高的宋教仁為何能總攬大權
國民黨正式舉行成立大會，選出理事9人，宋教仁得票僅次於孫中山和黃興。孫中山被推為國民黨理事長，宋教仁擔任代理理事長。由於孫中山幾乎不問黨事，宋教仁在黨內實際上已處於總攬一切的地位。
同孫中山相比，宋教仁雖然也有較長的革命歷史，並以政治家自許，其實卻更多的是個書生。他在1904年流亡日本後，先入弘文學院，後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法政。他對歐美國家的政治、法律、財政等制度相當熟悉，翻譯過《英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俄國制度要覽》、《奧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奧匈國財政制度》、《德國官制》、《普魯士王國官制》、《日本地方漁政法規要覽》等書籍，而對國內的實際革命活動卻參加得比較少(留日6年間只去過一次東北，建立遼東支部，不久就回日本了)。當是時，先生專心研究政法、經濟諸學科，為將來建設時代之需。因此，他的書本知識要比其他人多，實際經驗卻少一些。這是宋教仁區別於同盟會其他重要領導人的特點。
武昌起義後，先生以破壞既始，建設必須隨之，亟為建設新國家之謀。他特別注重西方國家的民主的組織形式和議事程序，以為只要把這一套搬到中國來，就是抓住了事情的根本，中國的面貌就會發生大變化。他到武漢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起草鄂省臨時約法。南京臨時政府時期，他擔任法制院院長，起草了不少法規章則。這段時間內，他的貢獻主要在這一方面。
蔡寄鷗曾扼要敘述宋教仁當時的見解：「宋教仁的主張最堅決的，就是責任內閣制。他認為要建設進步的國家，必須有健全的政府，有權而後盡其能，有能而後盡其責，是之謂『權責能』三位一體的責任內閣。這樣的內閣，必須有強大的政黨，又有人才，又在國會中取得大多數的議席，才可以建立起來，鞏固起來。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他曾經提出這個主張，議會之中有好多不是同盟會的會員，都表示反對。孫中山也認為形格勢禁，恐怕弄成僵局，所以宋的主張未能實現。」。
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後，宋教仁擔任唐紹儀內閣的農林總長，雖已是內閣閣員，但顯然不足以施展他的政治抱負。7月初，唐內閣辭職，他也隨同辭職。同月21日，同盟會本部召開1912年夏季大會，宋教仁被推接替汪精衛出任同盟會總務部主任幹事，掌握了黨務實權。他在這次大會上突出強調必須實行「政黨內閣」，並且說：「本黨對於統一臨時政府內閣，已決定，如不能達政黨內閣，寧甘退讓；如可改組政黨內閣，雖他黨出為總理，亦贊助之。」。
宋教仁的「政黨內閣」主張是建立在「議會政治」基礎上的，很有點學理的色彩。對西方國家那套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模式，他不但熟悉，並且幾乎全部接受下來。他深信只要組成強大有力的政黨，同其他政黨競爭，通過選舉贏得勝利，奪取議會中的多數席位，就可以按照法律程序，組成責任內閣，實現他們的全部政治主張。因此，他全力以赴地奔走的是在他看來最重要的兩件大事，第一，組織一個實力強大的政黨；第二，爭取在國會選舉中取得多數議席。
他在擔任同盟會總務部主任幹事後，不顧蔡元培等人的反對，立刻積極地同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聯絡，合併成立國民黨。8月25日國民黨正式舉行成立大會，選出理事9人，宋教仁得票僅次於孫中山和黃興。孫中山被推為國民黨理事長，宋教仁擔任代理理事長。由於孫中山幾乎不問黨事，宋教仁在黨內實際上已處於總攬一切的地位。
宋教仁所以要那樣積極地組成國民黨，著眼點主要是為了在國會選舉中多得議席。8月11日他在五黨合併的正式籌備會議上明確表示：「政黨以選舉為要務。」。這一來，不僅使黨的成分變得更加複雜，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黨的性質，只滿足於黨在議會中的活動，大大降低了它的革命性。胡漢民對宋教仁這種做法一直很不滿意，批評道：「他以為我們那時不要再秘密地做革命工作，只要到國會中去做那政治活動者就是。他為擴充國會中的勢力起見，要將當時五個政黨合併為一個國民黨，兄弟對於他這種主張很反對，因為這樣一來，把本黨的革命性銷蝕大半了。而宋先生那時不獨忽略了這一個要點，而且想以選舉運動、議會運動替代了革命運動，那如何行呢？宋遁初先生的那種主張，同志只要鉆進國會去做議員，不必在黨裏革命，不啻為本黨民元以後因政客囂張而失敗的一部分寫照。」。
國民黨這個大黨一成立，宋教仁馬上把工作重點轉到國會競選活動上，力圖通過選舉在國會取得多數席位。他奔走湘、鄂、蘇、滬等地，為國民黨競選。1913年2月1日，他在國民黨鄂支部的歡迎大會上致辭說：「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政治的權威是集中於國會的。在國會裏頭，佔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才是有政治權威的黨，所以我們此時要致力於選舉運動。選舉之競爭，是公開的、光明正大的，用不著避甚麼嫌疑，講甚麼客氣的。我們要在國會裏頭，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個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那麼，我們的主義和政綱，就可以求其貫徹了。」他在另一篇文章裏充滿自信地說：「只要有強有力之政黨內閣主持於上，決定國是」，又將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的分劃有條理地加以確定，不五年間，當有可觀；十年以後，則國基確定，富強可期，東亞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體亦受利不淺矣。
重讀宋教仁這些豪言壯語，真覺得它實在是過於天真的書生之見。宋教仁對革命是忠貞的。他在辛亥年初赴廣州參加「三二九」起義時對于右任說：「成則救四萬萬人，敗則送我一個頭顱，值得值得。」。他爭取實現民主政治的願望也是真誠的。但他對中國的實際國情太缺乏了解。在想像中似乎相當完美的政治設計，一進入實際社會生活，換得的常不是設計者預期的效果，甚至適得其反。當他寫下5年如何、10年如何那段興奮的話時，誰能想到，離他的慘死只剩10天了。如果袁世凱所代表的舊社會勢力不但沒有被觸動，而且還掌握著一切實際權力的時候，單靠搬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組織形式和議事程序，以為就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那不是太可笑了嗎？名重一時的宋教仁，其實仍是一個不懂世事的書生，這真是可嘆的悲劇！
處在旁觀地位的著名記者黃遠庸，當時就看得很明白：「其新者以法律為萬能，但能全本抄錄外國法科全書，吾國便不難立時變成黃金世界。其舊派則任有何種法律，然我曹自有我曹之窟穴，自有我曹之本領及伎倆，一切國法，弁髦視之。此二派水火之不相容。」。這是對「法律萬能」論的辛辣嘲諷。事實的確是這樣任有何種法律，對袁世凱說來，到時候都可以弁髦視之，使它成為一張廢紙。對中國社會實際狀況有更多了解的黃遠庸比宋教仁看得清楚，以為但能全抄錄外國法科全書，吾國便不難立時變成黃金世界，這只能是虛幻的夢想。
那麼，為什麼宋教仁的主張當時能在黨內風靡一時，取得壓倒一切的優勢地位？為什麼原來在同盟會內並不居最高地位的宋教仁，這時卻特別引人矚目，一躍而成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總攬了黨的大權？這同那時整個社會思潮和社會心態有關，也可以說是民初特定局勢下的產物。我和胡繩武同志十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還曾這樣寫過：「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當時革命黨人信奉和追求的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除了這種歐美式的代議制度外，他們確實也提不出其他更好的政治方案來。同時，還可以注意到有兩個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一個是同盟會會員中很大一部分原是留日的學生，其中最多的又是法政學生，他們學習了一腦子「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洋教條，迷信這就是可以包治百病的萬靈良藥；另一個，更重要的是，許多同盟會的活動分子這時已當上了議員，他們享受著袁世凱賞與的每年五千元的高額薪資，一面在議會中高談闊論，一面沈湎於紙醉金迷的生活中，春風得意，躊躇滿誌。宋教仁議會政治的主張也反映著這一批人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他們的全力支持。這就是這種主張能夠在同盟會內取得支配地位的秘密所在。
宋教仁的慘死是一個巨大的悲劇，也給我們留下許多發人深思的東西。當然也需要說明雖然宋教仁的主張把政黨內閣和議會政治放在首要地位，但不等於說他不贊成發展實業，也不能說他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便放棄了民生主義。他在1913年1月8日的國民黨湖南支部歡迎會上，首先強調的固然是：「為今之計，須亟組織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須有政黨內閣。今國民黨即處此地位，選舉事若得勢力，自然成一國民黨政府。」但在解釋國民黨政綱時也說道：「夫民生主義，在欲使貧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國家社會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致有勞動家與資本家之衝突也。」。第二天，在湖南鐵道協會歡迎會上，他雖然說：「兄弟對於此道未嘗學問，不敢多說。」但仍聲明：「兄弟亦曾與聞其事，並極力贊成。」。從這裏可以看出，他同孫中山在如何建設民國的主要著眼點雖然顯有不同，但並不是對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