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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南宋的偏安一隅和北伐未竟往往被歸咎於皇帝的昏庸無能﹐以及秦檜等奸臣的禍害忠良。可事實上﹐當時南宋民眾的主流也是不希望北伐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並非如一些詞中描述的那樣﹐強烈地渴望朝廷收復中原﹐而是更願意偏安一隅﹐求得安穩。
　　說到南宋時期的北伐﹐我們往往會想起陸游臨終前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想起李清照的「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亦或是辛棄疾的「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但這些其實都只是文人們一廂情願的愛國情懷﹐並不代表當時大多數民眾的意願。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區自古號稱東南膏腴之地﹐天下賦稅﹐盡出其半﹐但在南宋初期卻並非如此。經過宋徽宗20年花石綱的征掠､席捲幾百萬人口的方臘起義以及宋金戰爭的動盪﹐這裡人口銳減﹐滿目荒涼﹐已經變成土匪､盜賊､叛亂者和豺狼出沒的地方。
　　南宋建立之初﹐國土面積只有北宋時期的一半多點﹐人口也大幅度下降﹐但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卻絲毫未減。南宋為了應對戰爭﹐常備正規軍平時大約保持在40萬人﹐戰事激烈時人數還要增加許多。在南宋民眾急需休養生息､恢復生產的情況下﹐如此龐大的軍隊無論從軍需供給還是人員補充上看﹐都是當時南宋民眾的沉重負擔。
　　再看稅收﹐南宋初期的國家財政收入平均在每年4500萬貫左右﹐其中1300萬貫左右用於皇室開支﹐2400萬貫左右用於在和平時期供養軍隊﹐其他所有開支只有七八百萬貫。而一旦戰事爆發﹐軍費會成倍激增。這多出來的費用﹐政府只會不停地用通貨膨脹和增加苛捐雜稅的方式轉嫁給民間。於是南宋一朝苛捐雜稅的科目之多､賦稅水平之高﹐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經常達到北宋時期的一倍左右。
　　可見﹐僅僅和平時期供養軍隊就已經讓南宋百姓力不從心了﹐而戰端一開﹐他們甚至連生存都成問題。因此﹐對於社會底層的窮人們而言﹐主要矛盾是吃飯問題而非民族矛盾﹐他們的意願只能是如姜夔在《揚州慢》中表述的那樣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只要北方政權不入侵﹐是絕對不願意打仗的﹐更不必提什麼北伐。
　　而到了南宋中後期﹐老百姓特別是城鎮居民的生活水準有了很大的提高。當時中國已經完成了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方的環境遠比北方要優越。這時﹐南宋的經濟實力已經大大增強﹐是否有強烈意願收復北方失地呢？事實上﹐百姓特別是富人階層對收復相對落後的北方並沒有多大興趣。
　　更重要的是﹐當時南宋民眾內部因為收入差距的擴大出現了分化﹐產生了一批非常富裕的商人､手工工場主和熟練工人﹐並進而形成了一個中產市民階層﹐他們的生活過得比官員都要好。例如南宋的知府一般是從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貫(1貫為1000文錢)左右﹐而一個棉織業熟練工人的年薪卻達到了600貫。
　　這個規模日漸宏大的中產市民階層既得富貴﹐也安於富貴﹐一旦北伐戰鬥打響﹐各種賦稅徭､兵役會成倍地降臨﹐勢必影響到他們的既得利益。而且即便收復了中原﹐朝廷也必然會「損有餘而補不足」﹐也就是從富裕的地方徵收重稅﹐然後用這些錢來救濟遭受兵災破壞或者原本貧困的地區﹐南宋的百姓當然不希望自己被征以重稅。
　　有鑒於此﹐中產市民階層必然會竭力地反對戰爭﹐他們擁有全國2/3的巨額財富﹐也是國家各種賦稅徭役的主要來源﹐他們的聲音是當局不容疏忽的。更何況他們利用財富同當局官僚建立起了千絲萬縷的聯繫﹐形成了一個牢固的利益共同體﹐因此很大程度上具有左右當局施政的力量。
　　那麼身處北方「淪陷區」的百姓對於南宋朝廷的北伐又是什麼態度呢？其實他們並沒有感覺到自己飽受異族的壓迫凌辱﹐也沒有盼望南宋的軍隊進行北伐﹐如陸游詞中所描述的那樣「遺民淚盡胡塵裡﹐南望王師又一年」。即便南宋北伐﹐他們也不大可能像小說中描述的那樣﹐扶老攜幼､簞食壺漿地歡迎官軍。
　　事實上﹐當南宋初期的百姓忍受著苛捐雜稅､提心吊膽地恢復經濟時﹐北方正在金世宗的精心治理下繁榮富足﹐金世宗也因此博得了「小堯舜」的美名。當1206年南宋發動北伐時﹐北方的漢人並沒有進行任何大規模的反抗金朝的活動﹐更別說一呼百應和宋軍一起抗金。倒是南宋的子民屢屢地因為不堪重負而揭竿而起﹐使得岳飛手沾的義軍鮮血比金兵的還多。
　　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完成於北宋覆滅的幾年前﹐汴梁這座曾經繁華富裕､擁有140萬人口的大都市﹐在被金國佔領後只剩下不足20萬人﹐成年男子還不到1萬人﹐而它只是整個北方宋金交戰區的一個縮影。因此北方百姓在獲得來之不易的太平之後﹐最關心的是如何活下去﹐至於國家認同並不那麼重要。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不管什麼國號､年號﹐誰當皇帝﹐他們都一樣要交糧納稅。
　　到後來辛棄疾､陳亮倡言北伐的時代﹐北方百姓雖然日子過得不如南宋子民﹐但他們對於宋朝的認同卻更加淡泊了。因為此時距離北宋亡國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在金國佔領區的原宋朝遺民中﹐親身經受過金人蹂躪痛苦的那批老人已經所剩無己﹐新出生的兩代人並沒有嘗到被殺､被辱的痛苦。相反地他們在金國皇帝的統治下過著安居樂業的太平日子﹐沒有人希望南宋朝廷北伐中原﹐正像辛棄疾和陳亮在奏折中所反映的那樣「北方被佔領區的老百姓已經快忘了自己曾是大宋朝子民這件事了」。
　　總而言之﹐南宋的偏安根本上是由南北雙方民眾的意願決定的﹐對於南方窮人而言﹐打仗意味著食不果腹﹐命喪沙場﹔對於富人來說﹐稱臣納貢每年支付的白銀､匹銀和絹﹐從成本核算的角度看﹐遠遠比北伐開戰後的浩大成本與巨大風險來得划算。無論是秦檜的「紹興議和」還是孝宗時的「隆興議和」其實都有著廣泛的「民意基礎」。北方的百姓則已經適應了金朝的統治﹐沒有響應南宋北伐的動機。而這些都不是由南宋的某個皇帝想一雪前恥﹐或者岳飛､辛棄疾等主戰派將領的大聲疾呼就可以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