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青年團常發生大義滅親
揮舞起你們的旗幟，加入我們德國工人黨吧！青年人們，和我們一起反抗舊制度，反抗舊秩序，反抗老一輩。我們是維護自由的最後鬥士，和我們一起為社會主義，為自由，為麵包而戰吧！
這個預言太準確了。青年人在納粹的意識形態裏佔有特殊的地位。希特勒認識到很多生於長於魏瑪共和國期間的人不會向納粹革命妥協他們「內心的存在」，於是不遺餘力地向下一代灌輸思想，因為他們的價值觀還沒有形成。正如他在1933年所說，「當一個反對者說：『我不會站到你那一邊的，』我平靜地說：『你的孩子已經屬於我們了… …你會死去的。但你的後代現在站在一個新的陣營裏。不久之後他們除了這個新組織之外什麼也不會知道。」
正如納粹的衝鋒隊員們強制性地關閉所有政治上的反對渠道一樣，希特勒青年團也開始著手對付以前活躍而多樣的德國青年運動。剛開始，很多青年運動的領導人們認為有可能和新政權達成妥協。1933年2月27號，各政治領域青年組織的200名代表納粹､共產黨人､童子軍､還有社會主義青年聚集在柏林的斯特丁內車站(StettinerStation)，試圖找到一條可行的方法。但是，這一想法很快被當晚國會大廈縱火案(Reichstagfire)引發的鎮壓扼殺在搖籃裏。
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巴爾杜.馮.席臘赫的直接目的在於吸引盡可能多的青少年進入這樣一個壟斷的系統。很多非政治的青年組織試圖通過組建一個新的名叫「偉大德國聯盟」(GreaterGermanLeague)的聯合組織來抵擋這一動向，但這個組織也在6月瓦解了。只有宗教性質的聯盟維持了下去：新教組織於1933年12月合併進希特勒青年團，而由於和教皇碧嶽十一世(PopePiusXI)之間的契約，天主教的青年團體雖然處於高壓下，還是維持到了1939年。
儘管馮.席臘赫外表陰柔，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很好的組織者。1933年6月，他從希特勒青年團的青年領導人晉陞為德國青年的領導人。這一含義是顯而易見的。希特勒青年團變成了德國青少年唯一可以加入的組織，而任何反對這個官方青年組織的行為就是反對國家的行為。同時，要從事例如教師律師之類的職業就必須是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而所有的工作也是青年團成員優先。在這樣一個普遍失業的國家裏，經濟需要和政治意識一樣強而有力。
加入希特裏青年團有很多理由：如果不是簡單的想要加入的話，那麼原因可能是同齡人和國家的脅迫､經濟壓力以及對納粹意識形態的信仰。確實有很多德國青年人加入他們的大部隊裏，其成員數從1933年初的10.8萬人增加到年底的360萬。巴爾杜.馮.席臘赫立刻為這個擴展了的組織設計了一種新的結構，男女都是按年齡來編製的：10歲以下的男孩是兒童團團員(Pimpfs)，10到14歲的組成少年團(Jungvolk)，14到18歲的就是希特勒青年(Hitlerjugend)。而10到14歲的女孩組成少女團(Jungmadel)，14到18歲的則編製進德意誌少女聯合會(BundDeutscherMadel)。
希特勒青年團的管理系統是一個類似金字塔形的等級制度，坐鎮頂端的就是馮.席臘赫。他下轄5個大區，再下面是21個分區，每個分區又可以分為6級。最底層的是小組，每組15人，直接對他們的組長負責，組長又對上一級的長官負責。這一系統是更廣的納粹黨等級制度的複製品：年輕人從很小的時候就被訓練來適應的一個清晰而嚴酷的秩序。他們長大以後，這種等級觀念已經根深蒂固，反抗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話，至少也是難以想像的。
希特勒和馮.席臘赫都希望建臣一個對德國年輕人進行一輩子控制的系統。希特勒把這個國家對分級的狂熱以及納粹對極權主義的追逐嫁接到原貝登堡型童軍崇拜的軍國主義上。每個新成員都要以上帝之名起誓忠於組織，這樣就使得背叛的罪過更加嚴重。入社儀式過後，新成員要經歷2到6個月的試驗期，最後要通過一項綜合了體育､近距離搏鬥､以及黨史的考試。
一旦正式加入，希特勒青年就會收到發放的軍服，體現了當局對其青年所要求的同一化。基本的男性裝束和納粹衝鋒隊員的軍服很相像：褐色的襯衫､十字的臂章､黑色的短褲､還有軍用防水帽。女孩子則穿沈重的行軍鞋､白色上衣､藍色裙子，戴裝飾有刻著徽章標誌的環狀物的棉制圍脖。唯一允許的不同在於代表身份的徽章以及根據其所在小組上屬的武裝力量的不同而變化的權標。
每天數小時的運動､身體鍛煉､以及軍事訓練就是希特勒青年的生活重心。俄裏卡.曼恩(ErikaMann)在其作品《野蠻人的學校》(SchoolforBarbarians)裏引用了1933年一本小手冊上所記的希特勒青年的課程表，包括像「投擲炸彈」之類的「和平運動」。丹尼爾.格林警告說「一代人正在公然地進行自我準備。不用強制性地服兵役，他們覺得通過在路上行軍､背負行裝､假裝前進進行遭遇戰､在練習場上匍匐､敲打舊鍋子來通知城市居民空襲來了等等方式來扮演士兵是很有趣的。」
軍事的教化開始得很早。正如一個學員記得的那樣，「我們在德語課上大部分的閱讀材料是關於世界戰爭的文學作品。但是我們出於自身的考慮還是把它們都看下來了。」他記得這些書大部分是關於「前線的同誌情」和行動中英雄式的死亡，但是也有變化：「青年運動英雄﹔『兩個世界間』敏感的流浪者﹔『獸性的布爾什維主義部落』的無情鬥士﹔或者人類的蔑視者﹔技術裝備精良的武士﹔《鋼鐵風暴》(StormsofSteel)裏貴族掠奪式的20世紀英雄。」
納粹在那些要求機械學習和盲目服從的課程裏加入了一輪常規的運動項目。這背後的基本理論在希特勒1927年的宣言《我的奮鬥》(MeinKampf)裏說得很清楚：「民意國家要調整其教育項目，不僅僅要重視知識的教化，首要的是徹底增強國民體質。與此相比智力水平的發展是第二位的。但是這裏要再次強調的是，必須優先發展剛強的意誌和決心，另外要時刻準備著承擔責任。」
這一理想最完美的體現是在雷妮.瑞芬斯丹(LeniRiefenstahl)所拍的描寫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電影《奧林匹克：美麗的節日》(Olympiad：FestderSch nheit)裏。在一幕幕令人吃驚的場景裏，一排又一排完全一樣的金髮年輕人穿著靈活的運動裝，耀眼地站在陽光下，成百地展示他們同樣奪目結實的身體。對德國年輕人的體質教育開始於他們10歲的時候，那時候有潛力的「少年」會經歷一個為期6個月的試用期，在這期間要通過諸如12秒內跑完60米以及36小時徒步行軍等困難的體能測試。這還僅僅只是開始。 在服兵役的過程中傳奇也產生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蘭格馬克戰役。由於銘記「服從命令是最重要的､自我犧牲是終極理想」等等觀點，納粹教育出的年輕人就在此戰役中迫不及待地造就了一個傳奇。當局者強調盛大神秘而華麗的場景，以及所謂的「意誌的勝利」，這些由它成功創造出的一種結合行軍､歌曲､音樂､燈光､表演､以及強烈的辯術轉化成來世超動力的奇觀就能得到證實。
這些手段也被用在為新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的男女少年兒童團團員舉行的常規歡迎儀式上。這些重要的標誌著兒童期以及個性終結的儀式經常是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舉行，地點一般選在恢宏的大廳或者裝飾有火炬､橫幅､蠟燭以及德國英雄照片的城堡裏。10歲的孩子們在那裏宣誓：「我誌願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始終滿懷愛意和忠誠完成職責，協助元首所以上帝保佑我吧！」
這就是希特勒關於新一類的德國超人的設想，從兒童時期起就在納粹嚴酷的熔爐裏進行鍛造。「我想再一次在那些年輕人的眼睛裏看到驕傲的光芒和捕食猛獸的獨立性。」他在1933年說，「我的年輕人們必須強壯而英俊。我會讓他們經受體能的全面訓練。我計劃擁有身強力壯的青年人這是第一位的也是最主要的事情。由此我將根除人類千百年來的馴化史。然後在我面前我就能擁有純潔､高貴而又自然的材料。有了他們我就能創造新秩序。」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拖垮魏瑪一代的懷疑､軟弱､自我沈淪等等沒有任何立足之地。對希特勒來說，德國的所有年輕人都必須「和皮革一樣堅韌，和獵狗一樣靈活，和克虜伯鋼鐵一樣堅強。」這些詞語被政權中激情的青年擁護者們當作真理來記誦。梅麗塔.瑪舒曼知道「要求我們的『堅強』是『接受懲罰』時表現出的堅強。我認為我們在面對困境､懲罰和苦痛的時候都得學會堅強。」熱愛德國是最重要的，正是在這種熱愛中年輕的納粹分子「希望使自己變得『堅韌，靈活而堅強。』」
瑪舒曼一有可能就離開學校加入了德意誌少女聯合會的新聞宣傳部。「我想以政治教化民眾，當然，以清楚的民族社會黨人路線。」她是少數幾個享有特權的人中的一個：在納粹的意識形態裏，女性和男性有「本質」的區別，因此最理想的是從事家政工作､生孩子以及幹田間地頭的農活。少女團和德意誌少女聯合會的結構和活動都很落後。對於女孩來說，沒有任何特殊的或者精英的組織所有的女孩都差不多，就是用來做服務工作和生育下一代的。
希特勒青年團任何分支中的生活都是殘酷的：沒完沒了的警戒滿足了青少年們行動的需求。理想就是充實一天當中的任何一刻。不管是體能訓練､文化作業､社會指導，或者甚至是強制性的在一個非正式的場景中討論政黨目標的「家庭傍晚」，一切都是在競賽。這種無盡比賽的結果就是個人內心生活的減少。馮.席臘赫以每一年的既定項目來命名這一年的政策也增加了控制感：1934年，第一年，稱作「訓練年」。
這個組織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青年人是由青年人來領導的。1932年納粹超過三分之二的青年領導人都只有20來歲。年輕人們在希特勒青年團中每天的生活都是由同齡人而非等級中的長者來領導，這樣他們在這個新政權裏就佔據了中心的重要地位。他們不僅僅是即將到來的帝國的活力種子，而且是社會系統裏的中心支柱。正如馮.席臘赫不厭其煩地一再重複的那樣，民族社會黨是「青年人的政黨」。
代間的關係一舉顛倒了。青年人現在處於支配地位，而且用「一種冷淡的傲慢」來表達他們的優越性。在希特勒奪取政權以後，這種傲慢對新的政權來說是有用的：既然「青年人的時刻」已經來臨，很多希特勒青年大起膽子回敬「自由資本主義的偽善」。他們以一種「啤酒瓶戰役」的方式擾亂學校生活､打破給他們低分的老師的窗戶､協助初級中級教育中都發生的清洗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的運動。
由於仇視理性､懷疑知識，納粹教育的方針很簡單。每個年輕人都被反覆灌輸對元首的個人崇拜以及「人民共同體」推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政策，認為雅利安人種是「文化的締造者」，而仇恨猶太人，因為他們是「文化的毀滅者」。納粹的意識形態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詮釋右傾思想的詩歌，還是關於猶太人是異族的數學問題。像傳經､藝術以及大部分科學之類的課程被取消，男女之間的區別被無情地強調。
在這一重新編排的清楚政策下，孩子和父母之間的關係變得混亂了。梅麗塔.瑪舒曼不得不秘密地加入德意誌少女聯合會，因為她的父母不同意。持異議的或者慎重的父母可能還是會暫時阻止孩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但是總體來說加入這個團體才是大勢所趨。如果父母不讓孩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他們可能會被罰款甚至面臨監禁。一些孩子甚至被帶離其父母身邊，因為這些父母「政治上不可靠」這是一個包括幫助猶太人在內的罪名。
這就造就了一個鏡像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孩子取代父母居於控制地位。積極的青少年告發父母的情況時常發生。一個名叫瓦爾特.赫斯(WalterHess)的希特勒青年團年輕領袖因為直接向國家秘密警察組織揭發其父親而聲名遠揚並得到晉陞。作為一個前共產黨人，海赫.赫斯(HerrHess)稱元首為「嗜血的瘋子」，並且批評兒子參加納粹活動的行為。當天晚上他就被捕了，死於達豪集中營(Dachau)。希特勒青年團的告密者們不斷地報告發生在學校､工作和家裏的對話。猜疑變成了家庭生活的基調。
對付不參加青年團的人另外一個強大的武器就是排斥，這個方法簡單可行，因為希特勒青年團成員必須一直穿著制服。落後分子受到同齡人的捉弄､老師的侮辱，成年了的話還要被處罰款：例如，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身份對教師和一切行政性質的工作來說都是強制性的。這些人的父母也不會得到晉陞。更頑強抵抗的一些人由希特勒青年團專屬的警察力量來對付，所謂的專屬警察力量就是建於1934年7月來監管青少年違法､犯罪和無紀律行為的巡邏隊(theStreifendienst)。
這一結構的中心就是元首本人，對很多人來說他取代了生父的地位。1934年的紐倫堡集會，青年人在一種狂熱的氛圍裏舉行了遊行。希特勒抓住這個機會重申了青年人在其新世界秩序裏的地位：「我們需要的是不軟弱､如燧石般堅硬的人，我們希望你們從少年時就能學著克服困難和逆境。在我們的人民之間沒有階級之分或者階級差別，你們必須斬斷階級差別的意識在你們中間紮根的機會。我們對未來德國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你們身上。」
希特勒與他選定的孩子之間的認同是相互而完全的。這種認同得到馮.席臘赫的鼓勵，體現在如「你的名字，我的元首，是青年人的幸福﹔你的名字，我的元首，對我們來說就是永垂不朽的生命」之類的口號裏。希特勒的神性在一股強烈的青年宣傳潮流裏得以強化：希特勒青年團的廣播和雜誌通過銷售納粹黨的小玩意以及元首本人的半身像瞄準了任何年齡層，而元首半身像幾乎成了孩子臥室裏無處不在的固定裝置。對於夠幸運的人來說，真正遇到這個偉大領袖的機會還是很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