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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9月~11月間進行的太原會戰﹐乃是抗戰爆發後﹐中日雙方在華北進行的第一場大規模會戰﹐也是國共兩黨在戰場最有默契的一次配合。日軍出動4個半師團約14萬人﹐意在消滅中國第二戰區主力﹐奪取太原。中國方面有6個集團軍約28萬人參戰﹐計劃殲滅來犯之敵﹐遏制日軍在華北的攻勢。
　　太原會戰主要包括平型關戰役､忻口戰役､娘子關戰役､太原保衛戰等。大同失守後﹐日軍第5師團､察哈爾兵團向平型關前進﹐意圖抄雁門關後路﹐夾擊太原。為防禦日軍﹐閻錫山佈置了8個軍近10萬人參加平型關戰役﹐其中包括林彪任師長的115師。在此次戰役中﹐中國軍隊歷經團城戰鬥､平型關戰鬥､鷂子澗戰鬥､茹越口戰鬥等大小戰鬥﹐與日軍激戰近20日。尤其是115師發動的平型關戰鬥(即通常所說的「平型關大捷」)﹐殲滅日軍四五百人﹐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接下來的忻口戰役中﹐閻錫山將主力部隊分為左､中､右三部分﹐其中右翼指揮官為第18集團軍(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日軍被忻口前線國軍阻擊20餘日﹐其後方及交通線又被八路軍的游擊戰所威脅﹐一度陷於被動。但10月26日娘子關失守﹐使忻口的側背受到威脅﹐閻錫山被迫下令撤守忻口。忻口戰役中﹐中國軍隊奮勇殺敵﹐軍長郝夢齡､師長劉家麒等將領殉國﹔日本軍官大田雄太郎都在原平﹐為對手國軍196旅立了一座慰靈塔﹐上書「為永久追悼在原平戰爭中戰死的4300名無名戰士亡靈設立慰靈塔」。
　　此時太原已岌岌可危﹐奉命守城的傅作義實力薄弱﹐據稱其所部僅新舊各六團﹐皆經過作戰損失之餘每團僅二百餘人者﹐計實數戰鬥兵共約六千餘。兼之太原守城官兵當全省局勢一再失利連潰之餘﹐對於守城任務多而生畏﹐再加以臨時撥之新編各團﹐既無訓練﹐而精神世界又不連貫﹐未見敵人﹐先行逃散。因此面對日軍進攻﹐太原僅僅守了四天即告陷落。
　　在會戰中﹐中國軍隊以傷亡13萬人的代價﹐給日軍造成約2.7萬人的傷亡﹐依舊沒能守住太原城。如黃紹竑所說﹕「這次戰事﹐打破了山西軍善守的傳說。其實並不是山西軍不善守﹐而是現代的火器太厲害了。以我們古舊的城堡與劣勢的火器﹐要作長久的固守是不可能的､不但山西如此﹐以後的南京﹐以及各地的防守戰都是如此。」
　　具體來看﹐參加太原會戰的中國軍隊裝備窳劣陳舊﹐如炮兵約為日軍三分之一﹐空軍戰機為日軍十分之一。因此中國空軍既不能獲得制空權﹐又不能支援地面部隊作戰﹔炮兵亦多分散使用﹐不能充分發揮威力。日軍有戰車､裝甲車､野戰重炮﹐國軍則無﹐僅憑步兵與訓練精良､裝備完善的日軍決鬥﹐且通信器材不足﹐影響各部隊間之聯繫甚大﹐致遭受慘重損失。中日雙方間的這種強弱對比﹐直至戰爭結束也未能改變。
　　中共雖在太原會戰中配合了國民政府制定的作戰計劃﹐被譽為國共兩黨在抗戰中合作的「一次典範」﹐但中共並未改變改編時所提條件﹐中共的抗戰方針只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這樣﹐才能發揮紅軍的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毛澤東為八路軍指定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
　　太原淪陷後﹐中共看到了轉向敵後游擊戰的可能。毛澤東說﹕「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面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體地位。」同時﹐毛澤東還具體指出﹐山西各軍大潰……正規戰爭結束﹐剩下的只是紅軍為主的游擊戰爭了﹐山西統治階級及各軍領袖已動搖無主了。紅軍任務在於發揮進一步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華北遊擊戰爭﹐同日寇力爭山西全省的大多數鄉村﹐使之化為游擊根據地﹐發動民眾﹐收編潰軍﹐擴大自己﹐自給自足﹐不靠別人……
　　毛澤東給八路軍劃定游擊地區﹐第115師一部以五台山為中心﹐向察南､冀西發展﹐創建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第120師依托管涔山﹐以晉西北為中心﹐伸向晉察綏邊……第129師以晉東南為支點﹐開展太行山脈的游擊戰爭……指示他們開展敵後游擊戰。
　　但是此時還有大批中國軍隊留在山西境內﹐包括晉軍､中央軍､西北軍､東北軍､川軍和八路軍等﹐繼續戰鬥。因此﹐在1938年初期﹐八路軍並沒有真正轉入敵後﹐其主力部隊依舊與中央軍､晉軍等聯合作戰。八路軍活動的幾個地區﹐只有晉察冀屬於敵後﹐其他晉西北､晉西､晉東南幾個地區﹐都在淪陷區與未淪陷區之間﹐屬於日軍側翼。
　　直到1938年4月﹐中共中央發佈《對平原游擊戰指示》﹐指出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廣泛的發展抗日游擊戰爭﹐堅持平原地區的游擊戰﹐也是可能的。在這之後﹐八路軍除在晉東南､晉西北留下小部分人外﹐大部都轉入了華北敵後作戰。
　　至於山西境內﹐1941年中條山會戰前﹐日軍還稱衛立煌指揮的二十六個師﹐在山西南部黃河北岸地區構成了堅固的陣地﹐成為擾亂華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到了蔣系軍在華北最後的地盤由於中原會戰(即中條山會戰)失掉以後﹐共產軍(八路軍)顯然成為擾亂華北治安的主要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