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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社會﹐由於物質條件的限制﹐地形與地勢的好壞對戰爭的影響巨大。《孫子兵法・地形篇》中曾說過﹕「知天知地﹐勝乃不窮」﹐杜佑曾解釋說﹕「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他的這番話﹐道出了古代軍事戰爭中影響戰役成敗最關鍵的三個要素天時､地利和人和。為將者﹐只有熟知﹐並充分利用好這三要素﹐才能在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長江作為中國最重要的一個地理坐標﹐它不僅是連接內陸與沿海地區的一條重要水路交通通道﹐而且在軍事戰爭領域﹐還經常扮演著天然防禦屏障的作用。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率領大軍討伐荊州﹐劉琮舉眾投降。聽聞此消息﹐東吳的大臣們多勸孫權向曹操上表請降﹐其中一條原因就是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艨艟鬥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治矣。依靠長江天險來防禦曹魏的進攻﹐是東吳一直以來沿用的防禦策略﹐然此時曹操佔據了東吳上游的荊州一地﹐長江天險已非東吳獨自佔有﹐曹操可以隨時率領水陸大軍順江而下﹐直驅東吳的心臟地帶﹐嚴重威脅著東吳政權的安危。因此﹐東吳的大臣們才近乎眾口一詞勸孫權向曹操上表投降。可見﹐長江防線的是否完整﹐關係著孫吳的生死存亡。
　　以孫吳全盛時期的疆域來看﹐從長江上游的西陵直到入海口﹐綿延數千里。這麼長的距離﹐如果沿江處處設防﹐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正如當時孫吳謀臣所認為的那樣﹕「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整條防線看似距離很長﹐但緊要之處則不過數個﹐只要將這幾處戰略要地防守好﹐整條防線即可保無虞。這幾個戰略要地分別指的是上游的建業﹐中游的武昌和上游的江陵。孫吳正是依靠這幾個基本戰略要地﹐再輔以其他的一些防禦設施和防禦要塞﹐構築起一條較為堅固的長江防禦體系。
　　黃龍元年(229)四月﹐孫權在武昌即皇帝位﹐但他並未將國都定在武昌﹐卻在同年九月﹐選擇遷都建業。《三國誌》注引《江表傳》說﹕「張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雲昔秦始皇東巡會稽進此縣﹐望氣者雲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罔﹐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聽了張紘的說法﹐因為此地有帝王之氣﹐所以孫權才定都於建業。這也許是其中一個原因﹐但這顯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三國誌》注引《獻帝春秋》中孫權曾說﹕「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建業位於長江下游﹐靠近長江出海口﹐這裡江面寬闊﹐水勢盛大﹐並且河汊眾多﹐極有利於大規模水師的駐紮和調動。這應該才是孫權立國之初建都建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為加強建業地區的防禦﹐孫權早在建安十六年(211)第一次移駐建業時即在此地興建了石頭城﹐並作濡須塢。石頭城是建業最重要的一個陸地防禦據點。《太平寰宇記》中曾說﹕「石頭城﹐楚威王滅越置金陵邑﹐即此也。後漢建安十七年吳大帝乃加修理﹐改名石頭城﹐用貯軍糧器械。諸葛武侯使建業﹐謂大帝曰﹕『鍾山虎盤﹐石城虎踞﹐即此也。』」
　　濡須塢建造在濡須水與長江的匯合處﹐濡須水的上游便是合肥。合肥在三國時期是魏吳兩國的必爭之地﹐若曹魏佔據了合肥﹐就可趁勢率水軍沿濡須水南下﹐威脅孫吳的國都建業；孫吳如果佔據了合肥﹐就可進一步揮軍進擊淮北﹐因此哪一方佔領了合肥﹐哪一方就掌握了進攻另一方的主動權﹐圍繞合肥的歸屬權雙方曾有過數次交手。濡須既是孫吳進攻合肥的軍事前沿據點﹐又是防備曹魏水軍由此南下的一道重要防禦屏障﹐因而戰略地位相當重要。
　　《資治通鑒》曾指出﹕「吳保江南﹐凡邊要之地皆置督。」孫吳為確保長江防線的穩定﹐在沿江各重要據點均設置了軍鎮督﹐軍鎮督平時主要負責所戍守據點部隊的訓練､防守和軍事設施的修築。戰時則可單獨率領軍隊出擊﹐或是協同附近其他據點的軍鎮督共同出擊。黃武元年(222)﹐曹魏大將曹仁率領軍隊襲擊濡須﹐事先放出風聲佯言要進攻羨溪﹐當時任濡須守將的朱桓分出一部分兵力去支援羨溪﹐而當曹仁要進攻濡須的時候﹐朱桓手下仍舊有五千士兵﹐由此可以推斷﹐駐紮在濡須的孫吳守備部隊人數應該是相當多的。並且﹐濡須駐防部隊的裝備也是極為充裕的﹐孫權曾任呂蒙為督﹐據前所立塢﹐置強弩萬張於其上。以此抵禦曹操對濡須的進攻。
　　東線防區的另一個重要防禦據點是牛渚。《三國誌》注引《江表傳》中提到﹕「孫策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谷､戰具」。早在劉繇時期﹐牛渚就已經是長江沿岸一個重要的防禦據點﹐並建造有邸閣﹐囤積著為數不少的糧食和武器﹐孫策正是依靠牛渚儲存的糧食和武器﹐最終打敗了劉繇勢力﹐奠定了孫吳政權的基業。由於牛渚背後就是建業﹐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因此孫吳在建都建業之後﹐又一再加強牛渚的防禦。」
　　正如顧祖禹在《湖廣方輿紀要》中分析的那樣﹕「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 …夫武昌者﹐東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漢置江夏郡治沙羨﹐劉表鎮荊州﹐以江､漢之沖恐吳人侵軼﹐於是增兵置戍﹐使黃祖守之。孫策破黃祖於沙羨﹐而霸基始立。孫權知東南形勝必在上流也﹐於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則今縣也﹐而夏口則今日之武昌也。繼孫氏而起著﹐大都不能改孫氏之輒矣。故曰重在武昌也。」
　　武昌一地﹐位於孫吳長江防線的中部﹐一旦爆發戰爭﹐上可以迅速支援上游的西陵﹐下可以回防下游的建業。同時﹐孫吳水軍還可由距武昌不遠的夏口溯漢水北上﹐威脅曹魏的荊襄地區。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在孫權和孫皓統治時期﹐這裡還曾一度做過孫吳的國都。為了提高武昌的防禦力量﹐孫權重新修建了新的武昌城﹐正如《資治通鑒》所說﹕「既城石頭又城武昌﹐此吳人保江之根本也。」即便在不作為國都的時期﹐孫吳也常年在此處屯駐有一支數量龐大的軍隊﹐並派遣重臣駐守在這裡。如孫權在黃龍元年(229)定都建業以後﹐仍然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
　　三國時期的夏口﹐即今日的武昌﹐它位於長江的中游﹐地理位置相當重要。《元和郡縣志》中對於夏口的一段描述很清楚的表明了這一點﹕「自後漢末謂之夏口﹐亦名魯口。吳置督將於此﹐名為魯口屯﹐以其對魯山岸為名也。三國爭霸﹐為吳之要害﹐吳常以重兵鎮之。魏明帝問司馬懿曰﹕『二虜宜討﹐何者為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春其心。夏口､東關﹐敵之心喉﹐若以陸軍向皖﹐引權東下﹐為水軍相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矣。』」
　　夏口既然為孫吳的「心喉」之地﹐因此﹐孫吳往往派大將鎮守這裡。如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領大軍攻佔荊州﹐並意欲一舉渡過長江﹐吞併孫吳﹐統一中國。為了抵禦曹操的進攻﹐周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駐夏口。正是在這裡﹐周瑜指揮了赤壁之戰﹐打破了曹操渡江滅吳的計劃﹐保存了吳國。
　　巴丘即今天岳陽北面的城陵磯﹐它位於洞庭湖與長江的交界處﹐連接著長江的上下游﹐是重要的地理樞紐。西晉杜預就曾說巴丘是「沅湘之會﹐表裡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孫吳在此地建造了一座大型的巴丘邸閣﹐儲存了大量的軍糧﹐以備戰時需要。《水經注》中就有故側江有大城﹐相承雲倉儲城﹐即邸閣也的記載。由於這裡囤積了大量的糧食和武器裝備﹐為確保此地安全﹐遇有戰事﹐孫吳的統治者常會派遣重臣鎮守此地。並且這裡水網密佈﹐水路運輸條件較好﹐運送兵員､糧食和武器也更為便捷。
　　在魯肅為孫權所規劃的建國方略中﹐奪取江陵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環。他說﹕「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江陵位於長江的中游地區﹐是多條水陸幹線的交匯點﹐屬於軍事戰爭中的「鎖鑰」之地﹐佔據了這一地區﹐進可窺視巴蜀､宛洛﹐退則能保江而治。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對江陵的戰略地位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東西之強弱系焉﹐此有識者所必爭也。」因此﹐孫吳擊敗了防守此地的關羽部隊﹐從蜀漢手中奪取江陵以後﹐便立即加強了江陵的防禦力量。
　　魏文帝派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打江陵﹐擊敗了孫吳支援江陵的部隊﹐進而將江陵城團團圍住﹐時朱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由於城內爆發了疫病﹐造成了軍隊的戰鬥減員﹐能戰鬥的士兵一下減少了五千人。儘管曹真等人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圍攻六個月卻仍然無法攻克江陵﹐由此亦可知江陵的城防有多堅固。
　　樂鄉。此地自孫權稱帝后﹐就一直都派有重臣把守。如建衡二年(270)﹐孫皓拜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並將治所設在樂鄉。陸抗到任後﹐即著手修建城池﹐進一步提升樂鄉的防禦力。《水經注》中即提到﹕「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之樂鄉城北﹐吳陸抗所築﹐後王濬攻之﹐獲吳水軍督陸景於此渚也。」
　　西陵位於長江三峽的東端﹐地處魏､蜀､吳三國的交界之處﹐是孫吳西部防區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戰略要地。黃武元年(222)﹐劉備率大軍大舉進犯東吳西界﹐一直攻打到夷陵。孫權任命陸遜為大都督﹐抵禦劉備的進攻。陸遜在向孫權的上疏就曾談及夷陵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由此可見﹐西陵不僅是孫吳西部邊境的門戶﹐它還關係著周邊地區的穩定。
　　孫吳的長江防線各段並不是孤立存在的﹐為了加強各個防區之間的聯繫﹐孫權曾專門組建了一支艦隊﹐往來巡視長江上下游。哪處遇警﹐艦隊就支援哪處。另外﹐還沿江設置了烽火台﹐《三國誌》注引庾闡《揚都賦》中即說「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
　　在經濟､軍事實力落後於曹魏政權的情況下﹐孫吳依托精心構築的這條長江防線﹐與曹魏抗衡了數十年﹐長期維持著這種割據局面。而另一方面﹐曹魏政權數次南下攻打孫吳﹐卻屢屢被阻擋在這條長江防線之下﹐長此以往﹐逐漸促成了江東君臣偏安一隅的心理﹐以為依靠這樣一條天險﹐即可確保孫吳萬世無虞﹐降低了必要的警惕性。因此﹐當西晉的六路軍隊討伐孫吳的時候﹐幾乎沒有遇到多大的抵抗﹐孫吳就已經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