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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前期政治的特點是寬大通脫，文網也非常寬疏。所以唐代士人多和他們的作品一樣狂放。「恃才傲物」、或「言論倜儻」、或「詭激嘯傲」、或「不拘細行」、或「狂率不遜」。
　　唐太宗認為：「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為此，他明確要求「勿上下雷同也」。對於那些只知「順從」「順旨」之人他嚴加責斥：「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說你這個人從來都唯唯諾諾，沒有獨立見解，朝廷要你何用？
　　唐代統治的最鮮明特點就是三教並行，信仰自由，沒有禁區。儒學雖被奉為正統，卻始終未達獨尊。唐玄宗曾親自註《孝經》、《道德經》和《金剛經》這三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經典，頒行天下，以示對三教合一的提倡。三教並行，自由競爭，終唐一代持續不絕。三教並行形成了唐代朝野一種較普遍的自由寬鬆空氣。所以李白才敢寫詩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高適也才能公然在詩中說：「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乃至以循循儒者形象留存史冊的杜甫詩中都有「儒術於我有何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之句。到了晚唐，杜牧居然這樣寫：「跳丸相趁走不住，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為灰。」非儒薄孔，非聖薄尊，在唐代人眼中習以為常，並不視為大逆不道。
　　唐代言無禁忌。唐代大臣甚至可以在奏折中公然談論皇帝的性生活。比如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評武后弄了太多的「內寵」，說你有這方面的慾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兩個「男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卻太多了：「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賢者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南宋洪邁說：「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暱，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他羅列一長串例證後，很是感慨地結以一句「今之詩人不敢爾」。
　　「宮禁嬖暱」這樣的禁忌，唐代都可以「反覆極言」。那麼對「當時事」的抨擊的無可顧忌就可想而知了。事實上，唐人對時政的譏諷、揭露，間或有礙作者仕途，卻從沒有人被指為「汙蔑、攻擊」而遭到貶殺。白居易創作樂府詩「規諷時事，流入禁中」，憲宗「見而悅之，召入翰林學士」。他的《長恨歌》諷刺玄宗荒淫誤國，《琵琶行》傾訴仕途的不平，唐宣宗毫不介意，還作詩紀念白居易：「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這種寬鬆的環境，是唐代文學藝術繁榮的重要原因。唐代那些文人學士畫家書法家，個個個性十足，舉止率性。正如杜甫《飲中八仙歌》中所寫：「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唐代文人的喜怒哀樂，傾瀉而出，毫無滯礙。他們勇於標新立異，作品風格迥異，流派紛呈。後人評價唐詩永遠是生氣勃勃的，如旦晚才脫筆硯的新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