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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稗官野史] 年羹堯之自裁

年羹堯之自裁

  雍正帝任人惟親的典型表現是過分寵愛隆科多、年羹堯,寵愛勢必縱容,臣子坐大,也就成為權臣,不可避免要威脅到皇權,於是轉向另一極端。
  年羹堯(?~1726),清漢軍鑲黃旗人,康熙進士。年羹堯是文武雙全,詩文書法俱佳。年羹堯是雍正帝的家臣,可能比雍正帝還大幾歲,也有比雍正帝小一歲的說法。他們是郎舅之親,年羹堯的妹妹是雍正帝的側福晉(後稱年貴妃)。雍正帝與年羹堯私交甚厚,二人關係有超越君臣之處。康熙末年,年羹堯受到康熙帝的重視,出任四川巡撫,授總督,辦理松潘軍務。雍正帝奪嫡成功,年羹堯有鉗制胤禵之功。雖然這只是一種威懾作用,也不能說是毫無意義。
  雍正初年,年羹堯成為新王朝的核心人物之一。首先是西北地區的總管,一切事物俱降旨交年羹堯辦理,若有調遣軍兵,動用糧餉之處,著防邊辦餉大臣及川陝雲南督撫提鎮等俱照年羹堯辦理。邊疆事務,斷不可貽誤,並傳諭大將軍延信知之。這樣就使延信撫遠大將軍的西北軍事指揮權也隸屬於年羹堯。雍正帝在雲貴總督高其倬的奏折上批道:「年羹堯近年來於軍旅事務邊地情形甚為熟諳,且其才情實屬出人頭地」,「兵馬糧餉一切籌備機宜,如及與年羹堯商酌者,與之會商而行」。在四川提督岳鍾琪的奏折上批示:「西邊事務,朕之旨意,總交年羹堯料理調度。」同年十月,雍正帝命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往青海討平厄魯特蒙古羅卜藏丹津的叛亂。年羹堯平叛成功,封一等公世襲罔替,兼預雲南政事。一時,年羹堯稱霸一方,儼然成為一個割據勢力。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雍正帝命年羹堯進京,說:「為商酌地方情形,隆科多奏必得你來。」可見當時雍正帝決定大事,必得隆科多、年羹堯二人參與謀劃。年羹堯在中央沒有任何職務,又遠在西北邊陲,而朝中重要政務雍正帝必與之商討、聽取和採納他的意見。年羹堯儼然宰輔。如耗羨歸公之事,雍正帝同意山西巡撫諾岷的提議,但廷議遭到抵制。雍正帝徵求年羹堯的意見:「此事朕不洞徹,難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又如雍正帝欲將周敦頤、程顥、程頤入祀孔廟,但康熙帝先已將朱熹入祀,雍正帝覺得如將周、程置於朱熹之前,於乃父面上有妨礙,委決不下,要年羹堯「詳細推敲奏來」。對於年羹堯的意見,雍正帝特諭大臣們,說年羹堯「讀書明理,持論秉公」,要他們細心參考他的意見。雍正二年(1724)冬,年羹堯陛見之前,雍正帝命各省大吏屆期赴京集會,以年羹堯之行止定其他督撫的進京行動,雍正帝明顯把年羹堯置於其他督撫之上,所謂「超群之大臣」。對於允祀集團的處理,雍正帝不僅與年羹堯磋商,更讓他參加執行,把允禟交年羹堯監管。
  在用人和吏治方面,年羹堯也有很大權力。除了在他的轄區內,「文官自督撫以至州縣,武官自提鎮以至千把」,俱聽年羹堯分別棄用。其他省份的大員的任免,年羹堯也可以參謀意見。如年羹堯密參直隸巡撫趙之垣庸劣紈褲,不可擔當巡撫重任,雍正帝就將趙撤職,改用李維鈞。李維鈞的妻子,是年羹堯家下人魏之耀的乾女兒,雍正帝又特地叫李維鈞與年羹堯親近,李維鈞間接地成了年羹堯的「下人」。又如李紱就任廣西巡撫時,保薦徐用錫同往,年羹堯說徐是小人,不能用。年羹堯隨意任用私人,年羹堯的家僕桑成鼎累宦至直隸守道,家僕魏之耀也署副將;其私人胡期恆、王景灝出任甘肅巡撫、四川巡撫。陝、甘、川三省府州縣官及軍將,多為其黨羽私人。每遇文武員缺,年羹堯必拔擢其私人,俗稱「年選」。吏、兵二部視同虛設。年羹堯大權在握,「於是鮮廉寡恥行賄鑽營之徒競相奔走於其門」。
  雍正帝對年羹堯的態度異乎尋常,稱之為「朕之恩人」,說:「你此番心行,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立功不必言矣,正當西寧危急之時,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煩驚駭,委曲設法,間以閒字,爾此等用心愛朕處,朕皆體到。每向怡(親王)、舅(隆科多),朕皆落淚告之,種種亦難書述。總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曉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蒼,如是應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無因而來者也,朕實慶幸之至。」何謂我君臣非泛泛無因而來者也?這是佛教的觀念,即前世有很深厚的因緣,轉世以後又來相會,相互報答恩情。雍正帝以年羹堯平叛有功賜其貂皮褂、安息香等,年羹堯上折謝恩,雍正帝批示:「實尚未酬爾『心勞功忠』四字也,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爾不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應朕這知遇。只有互相以勤勉為民為念,做千古榜樣人物也。」君臣際會簡直親如兄弟。又說:「不但朕心倚眷嘉獎,朕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當共傾心感悅,若稍有負心,便非朕之子孫也,稍有異心,便非我朝臣民也。」雍正帝要求皇子和臣民對待年羹堯的態度,要與對待皇帝的態度類同。
  雍正帝給予年羹堯的殊榮,以及年羹堯擅自享受的特權,多有違封建等級規範之處。他無視皇權,恩詔頒到,不按照規定在公所設香案開讀跪聽,「不宣讀張掛」,宣示於眾。「奏折不穿公服拜送,只私室啟發」。雍正帝將侍衛送到年羹堯軍前效力,這些人多為滿洲勳貴子弟,本來是用以監視年羹堯的耳目,不料卻被後者用為「廝役」,「似奴僕聽命而行」;年羹堯還接受了許多中央和外省官僚的子侄在幕中,說是在軍前效力,其實也是表示依附於年羹堯的意思。官員向他饋送物品,稱為「恭進」;而他給予別人物品,叫做「賜」,受者須「向北叩頭謝恩」。他接見新屬員叫「引見」。他吃飯稱「用膳」;請客叫「排宴」。他出行,竟然也要黃土墊道,淨街,擅用黃袱,官員補服跪接。
  同他平行的官僚,一律被視同下屬。年羹堯給將軍、督撫函件竟用令諭。總督、巡撫向無跪接大將軍之例,但是直隸巡撫李維鈞、山西巡撫范時捷卻跪道迎接他。在軍中蒙古諸王皆跪謁,連額駙、郡王阿寶也不例外。雍正二年,雍正帝特令禮部擬定迎接年羹堯的儀注,侍郎三泰以正常規格草擬,被降一級。年羹堯「進京陛見,沿途墊道疊橋,鋪面具令關閉」,「入京日,王公大臣跪接於廣安門外,年羹堯策馬而過,毫不動容。王公下馬問候他,他也只略點頭而已」。年羹堯身邊的人也驕縱不法,傲視百官。年羹堯路過河南,懷慶府同知穿著官服向年羹堯的巡捕官跪著回話,巡捕官安然受之。家人魏之耀進京,知州縣令道旁打躬,游擊、守備跪道迎送,魏乘轎而過,全不答理。年羹堯家塾教師沈某回原籍江蘇省親,沿途「將吏迎候如貴宦,至江蘇,巡撫以下皆郊迎」。年羹堯編選了陸宣公奏議,進呈後,雍正帝說要給它寫一篇序言,年羹堯卻自行草擬一篇,要雍正帝認可。雍正帝非但不怪罪,反而表示讚賞他這樣做。年羹堯陛見,在雍正帝面前「箕坐無人臣禮」。這些都越出君臣關係的正常限度,某些方面頗有點帝王之友的味道。
  年羹堯權勢炳赫,明顯由於雍正帝對其寵異過分所致。雍正帝為什麼要這樣做?是幼稚,還是帝王與友處的平等?或是欲擒故縱之計?一些史學家認為,雍正帝「天性險詐」,早晚都要收拾年羹堯。所謂「官書芟略過多及籠統不清」就是《聖祖實錄》的被刪削,這是張廷玉所為。那麼雍正帝為什麼不殺張廷玉滅口?因為張廷玉一向以謹小慎微著稱,不留把柄。可見,「殺人滅口」之說就不能完全成立,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一般來說,只要是權力的享有者,都會自然而然地膨脹。孟德斯鳩曾說過:「有權力的人會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經驗。」中國古人的修身反省是從內部自我約束,其效果好或不好,不能一概而論。就張廷玉與年羹堯二人比較而言,張廷玉是修身有效的典型。身心受益,起碼可以保全首領。年羹堯不修身,要保全首領就只能得到皇帝開恩的不砍頭而已。大臣的權力過大必然會成為權臣,進而危及皇權,更危害了社會。「殺人滅口」之說也就成立了。兩事合而為一,都是皇帝的「維權」行動。
  年羹堯開罪雍正帝是在他第二次進京之後,起初雍正帝對他非常熱情,要九卿給他優敘加恩,說他「公忠體國,不矜不伐」,「內外臣工當以為法,朕實嘉重之至」。後來雍正帝賞軍,朝野傳言說是接受了年羹堯的請求。又說整治阿靈阿等人,也是如此。雍正帝豈不成了年羹堯的傀儡?這可能就是雍正帝下決心收拾年羹堯的起因。雍正帝就此發上諭說,朕是小孩子嗎?需要年羹堯指點?年羹堯才為大將軍、總督則有餘,安能具天子之聰明才智乎?他不過是記憶力好,代朕傳旨,書寫上諭罷了。外人造作浮言,加年羹堯以斷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賞罰,非自朕出,深可痛恨!雍正帝又說,大臣若市恩望報、植黨營私,罪不容誅。這就是懷疑年羹堯有侵奪君主之權的意思了。
  當時有人向雍正帝建議,不要放年羹堯回陝西,以便留京控制。據說是與雍正帝關係密切的僧人文覺法師的建議。雍正帝沒有接受文覺的建議,年羹堯陛見回任之後,他接到雍正帝上諭,口氣大變:「據此不足以報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終,不令一身致於危險,方可謂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爾等功臣,一賴人主防微杜漸,不令至於危地;二在爾等相時見機,不肯蹈其險轍;三須大小臣工避嫌遠疑,不送爾等至於絕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樞要在爾等功臣自招感也… …我君臣其勉之,慎之。」這些話使年羹堯「惶汗交集」,皇帝為什麼會「返恩為仇」呢?顯然是年羹堯的權勢太大了,這是絕對不允許的。功臣謹慎小心尚且難於自保,而年羹堯卻太狂妄了。
  年羹堯的倒行逆施當然會遭到一些官員的指責。都統圖臘、副都統鄂三等曾說雍正帝「凌逼眾阿哥,縱恣隆科多、年羹堯擅權」。陝西巡撫范時捷多次說年羹堯「狂縱」。山西按察使蔣泂向皇帝描述年羹堯擅權之狀:「為川陝督臣,恣憑胸臆,橫作威福,每遇文武員缺位,無論大小,必擇其私人始行請補,或一疏而題補數人,甚者或至數十人,吏、兵兩部幾同虛設。更可駭者,巡撫、提督、鎮標、布政使、按察使大吏皆皇上所特殊簡選者也,而年羹堯必欲擠排異己,遍樹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間已傳聞某人為巡撫、提督、鎮標、布政使、按察使矣,聞者亦疑信將半,未幾而其缺位果然出現矣,未幾而其人果得補其缺位矣。」雍正帝終於看到「年選」嚴重威脅到了皇權。然而這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嗎?
  雍正三年三月,年羹堯表賀「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時,將「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成為「不敬」的口實,雍正帝下詔切責:「年羹堯非粗心者,是直不以朝乾夕惕許朕耳」。既然如此,「年羹堯青海之功,朕亦在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過去那麼多的「大不敬」都不妨,現在寫錯了幾個字,就不行。何況這也是雞蛋裡挑骨頭,「夕惕朝乾」與「朝乾夕惕」的意思都一樣。後來,雍正帝又大興文字獄,與此如出一轍。
  四月間,雍正帝又指責年羹堯妄舉胡期恆為巡撫。雍正帝召見胡期恆,見此人「所奏之言皆屬荒唐、悖謬。觀其人甚屬卑鄙」。雍正帝在年羹堯的折子上批道:「你實在昏聵了!胡期恆這樣東西,豈是年羹堯在朕前保舉巡撫的人,豈有此理!」又指責他妄參陝西驛道金南瑛,因為金是怡親王允祥保薦的,皇帝最信任的人所薦舉之人,是皇帝意志的體現者。年又將青海、蒙古饑饉隱匿不報,雍正帝怒斥道:「年羹堯從前不至於此,或系自恃己功,故為怠玩,或系誅戮過多,致此昏憒。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陝總督之任!」所謂「誅戮過多,致此昏憒」,就是說有冤魂惡鬼纏身使之糊塗了。明明是自己對年羹堯寵異過分,導致其忘乎所以,卻說成是他殺戮太多,冤孽纏身所致。這仍然是不承認自己錯誤的表現。雖然,他後來也一再承認自己有錯。皇帝即使是真心認錯,也不能掩蓋他拒絕認錯的事實。不認錯或假認錯是人性之根本弱點。
  雍正帝沒有給年羹堯痛改前非的機會,只是一味地予以嚴譴。四月,命年羹堯交出撫遠大將軍印,念年羹堯尚能操練兵丁,著調補杭州將軍,拔離其老巢。年具折謝恩,雍正帝批道:「朕聞得早有謠言雲,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之語。朕今用你此任,況你亦奏過浙省觀象之論,朕想你若自稱帝號,乃天定數也,朕亦難挽救;若你自不肯為,有你統朕此數千兵,你斷不容三江口令人稱帝也。此二語不知你曾聞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覽之實實心寒之極,看此光景,你並不知感悔。上蒼在上,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你也。」這話的意思是,把你從西安調到杭州,是成全你謀反的大計,只看天意如何了。雍正帝怕權臣要奪帝位,這就說明君臣關係完全變成你死我活的性質了。年羹堯是非死不可了。
  年羹堯雖將行李發往杭州,仍不赴任,雍正帝認為他是欲加皇帝「遺棄功臣」之名。當時有人怕因皇帝屢次降旨嚴責年羹堯,他會在陝西稱兵作亂,勸雍正帝不可過急。雍正帝卻早已「洞察遠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堯之伎倆,而知其無能為也」。看來雍正帝也清楚,年羹堯根本就沒有謀反之心,不過是強加他這個罪名。
  以前有人揭發年羹堯,雍正帝斥之為無知之論。現在則歡迎揭發年羹堯。有人揭發年羹堯保題各官,莫不營私受賄,贓私巨萬。如被年奏參過的葛繼孔,兩次向年羹堯打點,送去銅器、瓷器、玉器、字畫等物,年羹堯因而答應對其「留心照看」。被年羹堯密奏罷官的趙之垣,向年羹堯贈送價值10萬兩銀子的珠寶,年羹堯轉而保舉趙可以起用。年羹堯冒銷軍需、開例捐納、侵用稅款、私自行鹽、販賣經商。他利用對準噶爾、羅卜藏丹津的戰事,冒銷四川軍費白銀160餘萬兩,又加派56萬兩,冒銷西寧軍需47萬兩;運米4萬石至軍前,冒銷腳價40餘萬兩;抄沒塔爾寺,私自變價14000餘兩,抄沒青海喇嘛寺金佛、貂皮、珠寶等物40餘車。勒索捐納人員額外銀24萬兩,侵用康熙六十年起至雍正三年俸工銀149000餘兩,侵用河東鹽政盈餘捐修銀56000餘兩。隱匿夔關歷年稅銀88000兩,加派軍需糧規5萬餘兩;將拿獲私茶商罰贖銀40000餘兩入己,將其子年富、年斌偽編商人富斌名色,私占山西潞安、澤州等17處鹽窩;自出本銀行鹽,別以心腹偽編商名,私占陝西咸寧等18處鹽窩,代己買鹽,獲利17萬餘兩;私行印票12000張,每票抵作十引,共增鹽引12萬張,上報10萬,以2萬張課銀盡入私囊。又以保舉題補各官之手段,營私受賄。此外,還委派家人販賣馬匹、木材,經營房地業、典當業,牟取暴利。其龐大的私財分別寄匿於直隸的保定、易州,陝西的西安,江南的鎮江等地。保定、易州藏寄資財箱匣廚櫃捆包等達431號,玩器86號,細緞65箱,房1020餘間,地297頃。
  年羹堯憑借雍正帝給予的特權,聚斂了太多的財富。此時,雍正帝正開始整頓官場的貪污腐敗,當然不能容忍他。不過,在一般情況下,權臣的貪污斂財都不算太嚴重的罪過。前面康熙朝的明珠、徐乾學、高士奇都是大貪官,無論皇帝整肅與否,都不至於被殺。後面乾隆朝的和珅的家財,更是空前絕後,也沒使皇帝感到不可容忍。權臣之所以不能夠被容忍,只在於擅權太過,而非貪污受賄太多。
  雍正帝最怕大臣結黨,特意要求官員們疏遠年羹堯。在表彰河道總督齊蘇勒「一塵不染,獨立不倚,從未聞夤緣結交」時說:「近日隆科多、年羹堯大露作威福攬權勢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漸,此二臣將來必至不能保全,爾等皆當疏遠之。」從此可以看出,雍正帝整肅年羹堯、隆科多的主要原因是為了防止權力下移。既然不能容忍年羹堯,隆科多又豈能容忍?邏輯的結果就是二人同歸於覆滅。
  直隸總督李維鈞上奏說:「向與年羹堯通問稀疏,近復與之斷絕。」雍正帝反駁道:「據奏殊屬狡辯,西安總督署前,未有隔五日不見直隸總督李維鈞之使者,眾目昭彰。」想必是雍正帝在年羹堯的轄地安插的密探已向他匯報了。不過他仍然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如奮然易轍,猶可謂之勇於自新。似此巧言粉飾,一旦發覺,罪無可逃,爾其思之。」李維鈞連上三疏,說年羹堯「挾威勢而作威福,招權納賄,排異黨同,冒濫軍功,侵吞國帑,殺戮無辜,殘害良民」。署山西巡撫伊都立、都統范時捷、軍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懷親、前川北鎮總兵王允吉、原兵部職方司主事錢元昌、副都統董玉祥等先後奏劾年羹堯不法罪狀,雍正帝把他們的奏疏都發給年羹堯看,令其回奏。
  雍正帝說:對「年羹堯之逆黨私人,即一員亦不可姑容」。大同總兵馬覿伯說自己與年羹堯沒有關係,雍正帝批示道:「滿口支吾,一派謊詞,對君父之前豈可如此,欺誰乎?」雍正帝在河北鎮總兵紀成斌奏折上問,年羹堯是什麼樣的人?紀奏稱年「背恩負國」,雍正帝說他對年羹堯的批評仍然「留有餘地」。
  年羹堯於五月到新任所,所經過地方的官員,如田文鏡都及時向皇帝報告了他的行蹤。六月,嚴懲年氏子弟和親信,肅清年羹堯朋黨。其實雍正帝自己又在製造朋黨。年羹堯離京回陝後曾參劾蔡珽貪暴,逼死人命,刑部擬斬。雍正帝卻予以保全,原因是「蔡珽系年羹堯參奏,如置之於法,人必謂朕聽年羹堯之言而殺之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是理乎?」這與前面指責年羹堯妄參陝西驛道金南瑛都是一個意思。不論是非,只分你我。其實,雍正帝明知道,蔡珽確是大貪官,既然要整治年羹堯,年反對的人正可以利用來整他。雍正帝將蔡珽提升為左都御史,兼正白旗漢軍都統、兵部尚書、署理直隸總督,為經筵講官、議政大臣等。
  七月大學士九卿請將年羹堯正法,雍正帝以俯從群臣所請為名,盡革其官職,以閒散章京安置杭州。九月,逮年羹堯進京會審。大臣議罪羅列其罪狀達九十二款之多,大逆罪、欺罔罪、僭越罪、狂悖罪、專擅罪、貪婪罪、侵蝕罪、殘忍罪、忌刻罪等。雍正帝說,其中有30多條罪可以將年羹堯立斬,但是念他青海立功,開恩賜自裁。由蔡珽監刑,蔡珽惟恐年不死,嚴厲促年羹堯趕快自縊。雍正帝把年羹堯在京房屋一所、奴婢225口以及金銀首飾衣服器皿等物賞給了大貪官蔡珽。雍正帝慣於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年羹堯一死,雍正帝翻過來就整肅蔡珽。這雖然是骯髒的權力之爭,但貪官污吏受到整肅也是好事。以為整肅貪官應該是純粹的出於正義的動機的想法是很幼稚的。整肅貪官污吏從來都與權力鬥爭密不可分。
  當初雍正帝那樣肉麻地讚揚年羹堯,後來又不給年羹堯改正錯誤的機會,好像不合邏輯,這與雍正帝的權力癮太大有關。年羹堯最後向雍正帝求饒:「臣今日一萬分知道自己的罪了… …求主子饒了臣,臣年不老,留下這一個犬馬,慢慢地給主子效力。」雍正帝在給年羹堯的回答是:「爾自盡後,稍有含怨之意,則佛書所謂永墮地獄者,雖萬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可見雍正帝是很有些心虛了。他也曾說:「朕今深恨辯之不早,寵之太過,愧悔交集,竟無辭以謝天下,惟有自咎而已。」在給紀成斌的朱批諭旨中,說年羹堯之負恩,「殊令朕愧見天下臣工」。這些話並非虛詞,雍正帝是相信天地間有是非,人死後有靈魂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雍正帝死後不葬東陵,另辟西陵安葬,似乎也有怕在地下無顏見康熙帝的意思。他即使是合法繼承皇位,而把兄弟們都整死,也無顏見父皇於地下。
  最後再簡單分析雍正帝與年羹堯的關係變化的原因。一般來說,皇帝總是過分重視能臣。年羹堯無疑是能臣。雍正帝與他又有特殊的關係。在皇帝初登大位之時,為了保住帝位,既要任人惟親,又要求賢若渴。年羹堯即是集親信與能臣於一身者,當然備受寵信。雍正帝曾說,像年羹堯這樣的封疆大吏,有十來個,國家就不愁治理不好。又說,朕福薄,不能得到十幾個像年羹堯這樣的人。雍正帝有一種看法,他認為,西部地區的封疆大吏最難得人。因為要兼理少數民族的事物,情況複雜,必須具備討撫之長才,文武雙全者才能應付裕如;至於兩江地區,經濟繁榮,所理事務無非是錢糧徵收和整頓文化風俗而已,中才者亦可對付;直隸地區則中才以下也可以應付了。年羹堯文武雙全,在當時的群臣中大有鶴立於雞群的氣勢。
  年羹堯固然有才能,但是他過分的囂張又明明是很蠢。雍正帝說:「如年羹堯這樣禽獸不如之才,要他何用?」看來,除了是親信和有才能之外,德也是十分重要的條件。一般論者,都忽視此點,以為是迂腐觀念。雍正帝又說:「年羹堯深負朕恩,擅作威福,開賄賂之門,奔競之路,因種種敗露,不得已執法,以為人臣負恩罔上者戒,非為其權重權大疑懼而處治也。」雍正帝自然是言不由衷,但是如果年羹堯表現得仁義一點,當不致遭殺身之禍。
  有史學家說,年羹堯即使是小心謹慎也難免於禍。但是年羹堯畢竟不是胤祀,沒有必死之理。主要還是他咎由自取。許多人對於古人的正統思想顯然是不屑一顧,而過於陷溺於權術技巧的思考之中,以為非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不深刻。古人關於君臣之道思想總是既有正面之「道」,又有負面之「術」,怎麼可能只有一面?「一陰一陽之謂道」,萬事萬物都是如此,君臣之道獨能例外嗎?古人(董仲舒)視君為陽,臣為陰,以分尊卑。筆者以為,也可以視儒家的道德為「陽」,法家的權術為「陰」,也有明暗的分別。無論任何時代,人類的價值觀都是「一陰一陽」,沒有例外。皇帝重才,也不能不重德。年羹堯明顯是才勝於德,權不稱德,如果他低調一點,韜光養晦,就既可以視為有權謀,也可以視為有道德。可與年羹堯的才幹媲美者,如鄂爾泰,道德功業兼備,不但善始善終,而且備受寵信,享盡尊榮。道德與權謀可以相稱,符合儒家為臣之道的精神。
  因為年羹堯有大功,人們就簡單地把「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成語運用過來,好像特有洞見,其實是抹煞了仁義與殘暴之是非的觀念,很值得商榷。雍正帝曾說過誅功臣的問題:「朕輾轉思維,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鳥盡弓藏之譏,然使委曲寬宥,則廢典常而虧國法,將來何以示懲?」任何皇帝都不會給予有功之臣違法亂紀不受懲罰的特權。退一步說,即使雍正帝真是不能容忍功臣,也是年羹堯不遵守臣道所致。年羹堯始榮而終衰,反證了雍正帝的寡恩。上述幾位史學家的結論,楊啟樵的觀點是最有價值的。年羹堯的囂張過分與雍正帝的陰險過人,兩者的關係如何認識?主要原因是相權威脅到了皇權。但是客觀上也是為民除害。對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無法無天的權臣的覆滅,無論如何,對國家和人民都是有好處的。雍正帝並沒有把他從戰場上拉回來,而對於隆科多就不一樣了,雍正帝恰恰是把他從中俄邊境談判桌邊拉回來,給中國造成了巨大損失。由此看來,權力的分享是君臣矛盾的實質。
  不過還是要強調一下,雍正帝畢竟不似朱元璋之昏暴,與其說年羹堯是一把「良弓」,不如說他是一條惡犬。這種惡犬不用時必須殺掉,因為他本質上是惡犬,不可不殺。也許殺它的人比它還惡,也不能認為它的被殺不是因為惡。帝王的權術是權臣必死的原因之一,權臣的囂張也是其必死的原因之一。認為即使年、隆不囂張,也難免一死,即使是洞見,也不免邪惡之譏。正如因為病人已無可救藥,醫生就見死不救一樣,這是邪惡之洞見。功臣的冤屈與老百姓的苦難比較,哪一個更重要?殺掉一個貪贓枉法的功臣,可以使老百姓減輕負擔,就是大好事。如果殺功臣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就是壞事。朱熹說:「凡觀史書,只有個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看史只是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當今流行的歷史觀是,輕是非,重權術,喜歡從功利與實用的角度解讀歷史,這種「看人相打」並研究如何打得巧妙的歷史觀,是非常邪惡的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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