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名臣魏徵的成功學標本
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關係，長期以來都被視為一種理想而經典的君臣關係臣子竭誠進諫，皇帝虛心接納。然而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當事雙方小心翼翼製造出來的假象。孤立地看，《諫太宗十思疏》的「語言感覺」和「問題意識」皆為一流：魏徵從朝堂的政治生活和宮廷的日常生活中，提煉出了最有可能和最高統治者迎面相逢的十種形態，進而提出了應對之策，即「十思」。這是一篇不朽的文獻，似乎為大唐盛世的到來吹響了號角。但如果將這篇文獻放在特定的歷史空間來思考，我們卻會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概言之，「十思疏」包含著魏徵的血淚和辛酸，堪稱是魏徵「成功學」的一個標本。要理解這個問題，需要結合魏徵個人的成長和遭遇。
魏徵字玄成，館陶(今屬河北)人。隋末，魏徵被隋武陽郡丞元寶藏任為書記，後被李密任為元帥府文學參軍，隨李密降唐。後魏徵為竇建德俘，竇敗後，魏徵被太子李建成引用為東宮僚屬。「玄武門之變」以後，魏徵歷任諫議大夫、尚書左丞、秘書監、侍中、監察禦史。貞觀七年，被封為鄭國公，死後，賜謚號曰文貞。
唐太宗的朝堂之上可謂群星閃爍，人才濟濟有：長孫無忌、杜如晦、房玄齡、尉遲敬德、秦叔寶… …他們要麼是李世民的創業班底，要麼是李世民的長期合作夥伴，要麼和李世民有姻親關係，和他們相比，魏徵無法不自慚形穢。雖然唐代並不十分講究門第出身，但出身名門望族依然是可以傲視他人的原始資本。當然一個人的出身無法選擇，退而求其次，那就要看一個人的「立場」，也就是看一個人的政治身份。所謂「英雄不問出處」，那是掌握話語權的人作賊心虛之時的自我安慰。所以一個人要想在風雲變幻的朝廷之上站穩腳跟，需要同時具備良好的家庭出身和政治立場，至少要具備堅定的政治立場。但是，魏徵既無良好的家庭出身也無過硬的政治立場。甚至在和李世民相遇之前，魏徵的個人信用幾乎喪失殆盡。
魏徵出身河北巨鹿魏氏，要說也算是北齊的名門望族，其父曾任北齊屯留令。只是魏徵時乖運蹇，在距他出生還有三年時，北齊就被北周給消滅了。在他剛滿一週歲之時，北周又被楊堅的隋朝給取代了。連續的改朝換代，連續的政治洗牌，把原本勉強稱得上望族的魏氏給弄成寒門。因而對魏徵來說，所謂的「名門望族」只是可供自己精神勝利的一個溫暖回憶而已，他從來沒有從中得到過一絲一毫的實惠。反而是因為家貧，年紀輕輕的魏徵很早就「出道」了出家做了道士。
魏徵親身感受到了離亂之苦，所以他說「自古喪亂未有如隋世者」。「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對此魏徵算是有了深切體會。後來裏爾克總結道：「哪有什麼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挺住、挺住、再挺住，是魏徵的生活信條。在這一信念支撐下，魏徵先後或主動或被動地改換了五次主人：先投舉兵反隋的武陽郡丞元寶藏；後服侍瓦崗寨首領李密；後隨李密降唐效力於李淵；不久因被俘開始效命於另一個義軍首領竇建德；竇兵敗後，魏徵開始作為主要謀士奔走於李建成的鞍前馬後，在此期間，他曾為李建成獻上了及早動手除掉李世民的毒計。在這一系列的跳槽過程中，魏徵經常遇到外界巨大的壓力，冷嘲熱諷、挖苦打擊，好在魏徵總是以自己的機智從容化解。魏徵為太子李建成做事的時候，眼見李世民一天天坐大，曾多次建議李建成先行下手，除掉李世民以消後患。只是誰也沒有想到，率先發起斬首行動的居然是李世民。
辛苦了幾十年，連個穩定的靠山都沒有找到，每一次押寶都押錯了地方，這就是魏徵在遇見李世民之前所有的政治履歷。家庭出身就不用說了，這樣的政治履歷讓魏徵對自己的政治立場也無法說得清楚。可以這樣說，在唐太宗的基本團隊之中，像魏徵這樣幾易其主，數跳其槽的人並不多見。我們無法想像魏徵將如何面對世人、面對唐太宗。
李世民乾淨利落地幹掉李建成之後，所有的人都認為魏徵這次真的玩完了。果然李世民剛坐穩位子，馬上就把魏徵喊來痛罵：「你個垃圾，當年為何明目張膽離間我兄弟情感？」朝堂之上，一片寂靜，靜得可以聽見彼此的心跳。可以想見，當時的場景多麼恐怖秋後算賬的時間到了，魏徵似乎已萬劫不復！
作為站錯了隊的魏徵此時有三種選擇：一是跪地求饒，悔不當初，向李世民懺悔，罵自己當初瞎了狗眼，跟錯了人，以求得李世民的寬恕；二是檢舉揭發，積極舉報別人的罪惡，以求戴罪立功；三是死硬到底，永不懺悔。很明顯，前兩種選擇可能是生路，第三種選擇可能是死路。大家都在等待魏徵的態度。但出乎所有人的預料，魏徵絲毫沒給李世民面子，而是針尖對麥芒，死硬到底。只聽他聲若洪鐘、語帶輕蔑、不卑不亢、慷慨自若地說道：「當日皇太子若聽從我的勸告，哪會遭逢今日之禍？」看來他要負隅頑抗到底，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獄無路他偏行！面對作為勝利者出現的李世民，魏徵居然連一點悔過的表示都沒有，反而在公共場合大放厥詞，豈有此理！看來魏徵這孫子的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面對死不悔改的魏徵，李世民眼中的殺氣一點點褪去，李世民的臉上浮現出一種溫和的神采。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最後唐太宗居然「為之斂容，厚加禮異，擢拜諫議大夫」。對此《舊唐書》給出的解釋是：「太宗素器之。」意思是李世民向來器重魏徵的才能，所以魏徵得以活命。《新唐書》給出的解釋是：「王器其直，無恨意。」意思是李世民被魏徵的直率秉性所打動，因此放過了魏徵。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戲劇化的場景，魏徵之所以能夠躲過一劫，難道真的是因為「王器其直」，或者是「太宗素器之」？事情也許並不這麼簡單。要探究其中的奧妙，我們必須重回當時特定的歷史場景。
「玄武門之變」，李世民幹掉了自己最大的政敵太子李建成、弟弟李元吉，他毫無懸念地被父親李淵立為太子。之後李世民又使出渾身解數，逼迫父親李淵退位，自己得以榮登大寶。雖然後來的李世民成為了一個好皇帝，但是在他剛剛即位之時，沒有人能夠別具慧眼，精準地預測到這將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雄才大略的統治者。當時大家看到的李世民，只是一個殺兄害弟的劊子手，一個逼父退位的不肖子，一個踏著兄弟鮮血走上皇位的殘忍罪犯。因此被後世奉為皇帝楷模的李世民當初卻背負原罪無論李世民陣營的人們願不願意承認。也因此被後世奉為皇帝楷模的李世民潛意識中一定在等待一個人，這個人能洗刷他的原罪，解脫他的枷鎖，讓他在新的起點重新出發！
這個人在哪裏啊，他不可能在李世民的陣營內部，自己手下的任何解釋只能給人以強詞奪理的感覺，這個人也不可能在民間，民間人士不可能洞悉宮廷政變的血雨腥風。過盡千帆皆不是啊！望眼欲穿，這個人終於出現了，這個人就是魏徵！為什麼是魏徵？因為魏徵帶來了一把金鑰匙。這把金鑰匙就是他的那句話：「當日皇太子若聽從我的勸告，哪會遭逢今日之禍？」這句話的魅力何在？它的魅力在於，通過一個來自敵人陣營重要成員的口揭示了一個事實李建成、李元吉咎由自取！李建成他們同樣也在磨刀霍霍，同樣也在緊鑼密鼓，只是下手太慢，僅此而已。既然這樣，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就是正義戰勝了邪惡。李世民功勞卓著，李建成卻動了嫉妒心，動了殺心，這豈不正好說明了李建成的邪惡嗎？面對邪惡，李世民當機立斷，豈不正好證明了李世民的英明神武嗎？
因此魏徵的一句話，說出了一個事實，而正是這個事實，證明了李世民「玄武門之變」的必要性，證明了「玄武門之變」的合法性。「玄武門之變」既然必要而且合法，那麼李世民身上的原罪也就一洗了之，不復存在。更為重要的是，這個事實只有通過魏徵說出來才可信，才有含金量，才有價值，因為魏徵本人是李建成的重要謀士，他本身就是邪惡的參與者、邪惡的見證者。
因此魏徵必須活！魏徵將以自己的存活，給李世民一個公道。對於世人來說，魏徵就是一個反面教材，他將天然地證明李建成的卑鄙、下流、邪惡，李世民的偉大、光榮、正確。因此魏徵的回答看似狂傲、扯淡，卻是當時情景之下他的唯一活路。他如果痛哭流涕地懺悔，或者無原則地自我貶低，反而會讓唐太宗滿懷厭惡地將他殺掉。相反地他的反其道而行之，大肆標榜自己的先見之明，同時又巧妙地道出了李建成的邪惡本質，反而一下子為自己打開了一條生存的康莊大道。所以《新唐書》上說「王器其直」是一種皮相之見，「王器」的不是魏徵的「直」，而是魏徵的「值」魏徵身上的附加值。魏徵的「直」，也不是真正的「直」，而是佯「直」，以「直」為幌子，來展示自己的「值」自己的附加「值」。
很明顯，這是唐朝初年，兩個智商超群的優質男人在過招，「對方一出手，就知有沒有」，一個眼神瞟過，一句話語說出，就達到了皆大歡喜的境界。語言是一門藝術，魏徵的遭遇不正說明了這句話是真理嗎？
其實，魏徵還有更大的附加值。當李世民坐穩了皇位，除了他需要清洗原罪之外，他還需要盡快構建和諧社會，需要表現自己的寬容和胸懷，而寬宥敵方的重要謀士無疑是最簡捷的一種方式。因此魏徵必須活！魏徵的「活」，將宣告一種和解，闡釋一種「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姿態。連魏徵都被寬容了，原來潛在的對手也就可以鬆一口氣了！
這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動容的一個場景，在這裏，我們看到了魏徵作為一個縱橫家的本色。《舊唐書》在「魏徵傳」的開頭曾這樣說：魏徵「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顯然《舊唐書》深諳「春秋筆法」，《舊唐書》的作者在看似無意之間傳達了一個重要信息，也表明了一種態度。重要信息是，魏徵曾經鉆研過「縱橫之說」；一種態度是，作者對於魏徵頗有微詞。
為什麼這樣說，這就需要瞭解何謂「縱橫之說」。「縱橫之說」在秦漢之際又稱「長短說」，是一種善於從不同角度，用不同觀點去說服對方的方法。縱橫家的特點就是，從來不抱持一種主張或觀點，而是根據實際定其取捨，故忽而用儒，忽而用道，忽而儒道合用。構成了所謂的可縱可橫、亦縱亦橫的局面。因此縱橫家以長於遊說權謀著稱，並且以此為主要特徵。縱橫家往往「無特操」，隨時可能改變觀點，所以縱橫之術在後世很少為人所稱揚，學者恥言「縱橫」。
面對唐太宗的盛氣淩人，背負原罪的魏徵只好拿出自己曾下過功夫的「縱橫之說」來應對，瞬間就化解了殺機，並贏得了主動。即使如此，魏徵仍然不時遭人非議，時人曾經罵魏徵「有奶便是娘」。李世民面前的第一紅人，朝臣中的當權派長孫無忌曾語帶譏刺地對魏徵說：「當年您可是李建成的心腹大將，和我們勢不兩立，沒有想到今日居然同席飲酒。」可以想像，魏徵當年背負多大的道德和輿論壓力。
雖然魏徵靠「縱橫之說」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如果不能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他的人頭仍然隨時會被那幫虎視眈眈的前政敵們給砍掉當夜壺用。和那些自恃功勛卓著的同僚相比，魏徵的唯一優勢就是「縱橫之說」，否則他將被那些根正苗紅的變態同事給擠兌得無立足之地。怎麼辦？要知道此時的魏徵除了「縱橫之說」外，幾乎一無所有。既然一無所有，魏徵也只好一條道走到黑，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將「縱橫之說」推演至極致。
挺住！除了挺住還是挺住，才是魏徵能夠成功的所有秘訣。魏徵將挺住發展成為自己的信念和生活信條，堅持了終生，並將之發展為一種為官藝術。魏徵先聲奪人，他充分利用李世民對他剛建立起來的好感，利用自己的縱橫特長，大大方方地和李世民來了個中國人最易誤解的文史常識方面的詞義辨析「忠臣」與「良臣」的本質差別：能讓自己獲得美名，輔助君主獲得尊貴的聲譽，子孫相傳，福祿無疆的臣子是「良臣」；而自身遭受殺戮之禍，又讓君主背上陷害忠臣的惡名，使「小家」和「大家」都遭受損失，只留下空名的臣子是「忠臣」。這是中國古人最擅長的「正名」。魏徵以其精到的詞義辨析，給李世民下了一個大套從今天開始，我將正式啟動「縱橫」程序盡情進諫。因此，我的腦袋隨時有可能搬家，你如果殺我呢，就是讓我成為「忠臣」；你如果不殺我呢，就是讓我成為「良臣」。讓我成「良臣」，咱們雙贏；讓我成「忠臣」，咱們雙輸。魏徵這一定位很可怕，他將自己置於了道德高地之上，從而讓唐太宗處於了守勢。殺兄奪權的李世民如果還想笑著走進歷史，只能老老實實地接受魏徵的「進諫」。
之後，他更上一層樓。魏徵巧妙地說：「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你看，魏徵的應對總是如此得體！這難道不是所謂的巧言令色嗎？這就是《諫太宗十思疏》出世的背景。在這個意義上回看這篇「疏」，我們會從其中覺察到戰國時代縱橫家的語言特徵。「三思」也好，「十思」也好，乃至「百思」、「萬思」，其實都是魏徵的一種生存技巧。說穿了，也就是魏徵的縱橫術。
在李世民的朝堂之上，魏徵以其縱橫術開始了縱橫馳騁。他把整個朝廷變成了自己唱獨腳戲的地方。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成功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形象。而《諫太宗十思疏》則是這一切的證明。后妃越禮，他犯顏直諫；太子越禮，他犯顏直諫；皇上想去泰山封禪，他依然犯顏直諫… …「直諫」成了魏徵生存的武器，成了邀寵的法寶，以致李世民有一天就情不自禁地說：「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其嫵媚。」魏徵終於以其「縱橫之術」贏得了巨大的成功。李世民總結說，魏徵「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意。非卿忠誠奉國，何能若是」。「玄武門之變」後，才開始效忠唐太宗的魏徵，終於達到了事業的巔峰，唐太宗以皇帝的身份總結道：「我當皇帝前，功勞最大的是房玄齡，而我做了皇帝之後，功勞最大的非魏徵莫屬。」魏徵終於可以在同僚面前挺直腰板了。
幾十年光陰如白駒過隙，魏徵說老就老了，「縱橫」終生的魏徵終於走到了生命的盡頭。魏徵生命垂危，唐太宗前去探望，面對皇帝關切的目光，魏徵再次顯出縱橫家本色，他對身後之事沒提任何要求，只是氣若遊絲般地說出了：「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此話怎講？翻成現代漢語就是，寡婦不在意自己織布的進度和質量，而擔憂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此話何來？這句話不是魏徵的原創，而是出自《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因其中洋溢著強烈的「宏大敘事」色彩，這句話也經常被儒家引用。
魏徵臨終前的這一句話讓唐太宗聲淚俱下、百感交集。其前，唐太宗就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了魏徵的兒子，只是尚未正式舉行大婚儀式，當唐太宗聽到魏徵這句話後，他馬上將自己的女兒，魏徵尚未過門的兒媳婦召到了魏徵的病榻前，唐太宗感傷地對魏徵說：「親家翁，請你最後看一眼你未來的兒媳婦吧！」只是此時的魏徵虛弱得連感謝皇上的話都無法說出了。皇上前腳剛剛離開，魏徵就駕鶴西遊了。
魏徵死後，唐太宗一改慣例，親臨魏府向魏徵遺體告別。在魏徵的追悼會上，唐太宗即席發表重要講話，他高度評價魏徵的一生，他將魏徵定位為偉大的忠君者、偉大的批評者，稱讚他是帝國的驕傲，認為魏徵的死是帝國不可彌補的損失。官方所公佈的唐太宗對魏徵的評價如下：「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魏徵可謂備享生榮死哀。然而一個人不可能將所有的一切做得盡善盡美。魏徵生前，曾經力薦過杜正倫和侯君集，認為他們有宰相之才。因為魏徵的推薦，杜正倫被提拔為兵部員外郎，後又改任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檢校吏部尚書。魏徵死後，他們倆人都因牽連到太子「承乾事件」，一個被流放，一個下獄被殺。
薦人失當，魏徵難辭其咎，世人甚至推測，魏徵此舉有暗結同黨之嫌。魏徵在唐太宗心中的高大形象，第一次打了折扣。讓李世民更鬱悶的還在後面，有人作證，魏徵諫諍唐太宗的奏章，都自己偷偷地錄下副本，交給了史官褚遂良，以求錄之國史。《諫太宗十思疏》是否靠著這樣的手段得以流傳我們不知，但魏徵用過這樣的小手段卻不容置疑。只顧自己名揚千載，卻不顧此舉會給君主抹黑。魏徵的形象因之轟然倒塌。盛怒之下的唐太宗不但令人毀掉了自己給魏徵題寫的碑文，而且還廢止了將衡山公主嫁給魏徵兒子叔玉為妻的允諾。
這對以獨到的深刻關係而著稱的著名君臣，其最終的結局不過如此。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關係，長期以來都被視為一種理想而經典的君臣關係臣子竭誠進諫，皇帝虛心接納。然而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當事雙方小心翼翼製造出來的假象。由於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背景，我們有理由懷疑魏徵選擇進諫的真正動機。而李世民怒砸魏徵碑，則將二人之間溫情脈脈的面紗盡情揭去。唐太宗的衝冠一怒再次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所謂的君臣一體從來都是幻想。君臣之間的關係充其量只是老闆與僱員的關係，是駕馭與被駕馭的關係。因此，二者之間的平衡就顯得異常重要。這種平衡既有力量方面的平衡，也有智力方面的平衡。
君臣之間的平衡被打破之時，中國歷史上的好戲就該上演了：當君主一方的力量佔據主動之時，比幹的心肝就被掏出來了；當臣下的力量佔據主動之時，漢獻帝就被曹操所挾「以令諸侯」了。而當二者暫時處於平衡之時，忠良之臣就被批量生產出來了譬如李世民的「盛唐時代」。但一部中國歷史，不平衡的時候居多，所以，打開史書，後人隨處可以見到禮崩樂壞的場景。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居然成了一種幻想。
因此儘管有太多不足與外人道的隱情，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關係仍然顯得難能可貴。二者相互塑造，使得君成了明君，臣成了良臣，為萬惡的封建專制抹上了一絲「民主」的斷霞散彩，為盛唐之盛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所以，魏徵是指標性人物，他一個人洗淨了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中手上的鮮血，平衡了唐太宗失衡的帝王形象。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李世民在砸過魏徵的墓碑不久，就找了個機會予以重修。畢竟，皇帝的面子，帝國的尊嚴，國家的長治久安，都要大於君臣之間的個人恩怨。這樣的道理，雄才大略的唐太宗當然瞭然於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