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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向延安發來電報﹐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同時﹐電令駐延安的聯絡參謀﹐當面探問毛澤東的答覆意見。
　　中共中央判斷﹐蔣介石這個電報不外出於兩個目的﹕一個是借口毛澤東不去重慶﹐好將內戰責任嫁禍於共產黨﹔如果毛澤東去談判就給予共產黨幾個部長席位﹐迫使共產黨交出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另一目的﹐就是利用談判拖延時間﹐掩蓋他調兵遣將﹐奪取抗戰勝利果實。
　　8月16日﹐毛澤東電復蔣介石﹕「朱德總司令本日曾有一電給你陳述鄙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同日﹐毛澤東派人見國民黨派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周勵武､羅伯倫﹐說﹕「毛先生不準備去重慶﹐待蔣委員長答覆朱德電報後﹐再做考慮。」。
　　蔣介石得電後便估計毛澤東不敢赴重慶。因為十年內戰時期他就在江西懸賞毛澤東的人頭﹐現在毛澤東肯定不敢上門送頭！8月20日﹐蔣介石又發一封電報﹐仍邀請毛澤東去重慶「共定大計」。毛澤東於8月22日回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當天又接見周勵武､羅伯倫﹐告以本黨決定先派周恩來同志去重慶。
　　周勵武､羅伯倫這幾天在延安四處打探毛澤東意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澤東不可能去重慶。於是﹐二人給重慶發去密報﹕毛澤東不會去重慶談判。蔣介石要的就是這個情報。認定毛澤東不會來重慶﹐因此﹐根本不作任何和談準備﹐而是忙於調兵遣將﹐搶奪各大城市和戰略要地。
　　發出兩封復電之後﹐8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判斷當前國內形勢。毛澤東認為當前內戰的威脅是存在著的﹐但國民黨有很大困難﹐至少今年不會有大內戰﹐所以暫時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毛澤東決定親自出去﹐還形象地說﹐我們是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毛澤東還建議由劉少奇代理自己的職務﹐建議書記處增補陳雲､彭真二人﹐以便毛澤東､周恩來不在時書記處仍有5人開會。這表明毛澤東已經充分考慮到此行的危險。第二天﹐中共大將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陳賡､薄一波､肖勁光同時離開延安﹐奔赴各地﹐就位備戰。
　　8月23日﹐蔣介石第三次致電延安﹕「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蔣介石假戲真唱﹐鑼鼓喧天﹐三封邀請電報在廣播電台反覆播發﹐各報紛紛轉載﹐一時間﹐蔣介石的和談「誠」意傳遍中外﹐美國､蘇聯呼籲中國和平﹐國內的中間派也心思大動﹐各界紛紛勸說毛澤東成行﹐把談判的皮球踢到了延安。8月24日﹐毛澤東復電說﹕「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
　　8月26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通知》﹐判斷形勢﹕「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又分析了第二種可能﹕「如果國民黨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中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
　　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美國大使赫爾利､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飛機到達重慶。重慶的蔣介石倒弄了個手忙腳亂。料定毛澤東不來才演的「假戲」﹐因而沒有準備「台詞」。而中共卻拿出早已擬就的整套方案﹐於是蔣介石提議的國共和談﹐卻按毛澤東的方案推演。
　　造成蔣介石這種被動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參謀的那封電報。蔣介石接到密電﹐以為得到共產黨的內部情報﹐斷定毛澤東不來。殊不知﹐這封電報也到了毛澤東手中。毛澤東得知蔣介石已經上當﹐才給了蔣介石一個出乎意料。
　　這次政治鬥爭的巨大成功﹐通過情報手段﹐掌握對手的真實企圖﹐從而取得戰略上的主動地位﹐是情報工作為戰略服務的一個傑出範例。
　　從1938年國共合作開始﹐國民黨就在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派駐聯絡參謀。駐一二師的陳宏謨是個比較老實的人﹐見共產黨真心抗戰﹐還給賀龍部隊送了20挺機槍﹐後來被國民黨撤回。駐一一五師的李克定是個職業特務﹐收買師部譯電員﹐被驅逐回去。還有一個周勵武本是中共叛徒﹐路經延安還發展一個被服廠的工人去西安﹐發出的密信被我方查獲。這三個參謀都由國民黨特務頭子康澤直接指揮﹐主要任務是搞共產黨的情報﹐1939年冬天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不許這三人再去部隊﹐於是﹐這三個聯絡參謀就長期留在了延安﹐住在邊區政府的交際處。他們是國民黨在延安公開的情報官.
　　1943年﹐又有兩個國民黨軍官騎著毛驢來到延安﹐這是軍令部新任命的駐第十八集團軍聯絡參謀徐佛觀﹐駐一二○師聯絡參謀郭仲容。級別最高的少將徐佛觀是陳誠的密友﹐不時痛罵孔祥熙貪污﹐擺出進步分子的架式。郭仲容是羅瑞卿的中學同學﹐開口就能大段背誦中共文章﹐顯出不凡的政治知識。兩個聯絡參謀在延安得到很高的禮遇﹐毛澤東､朱德､葉劍英時常接見宴請﹐他們也認真研讀中共整風文件﹐時常向重慶報告延安動態。出入延安﹐就是國民黨特務最值得炫耀的經歷。徐佛觀回重慶述職時﹐總是被戴笠特意請到軍統講課。
　　駐紮在生活儉樸的延安﹐對於國民黨的聯絡參謀實在是個苦差使。1943年7月﹐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邊區戰事一觸即發。徐佛觀､郭仲容害怕成為人質﹐堅決要求調回﹐而葉劍英參謀長卻極力挽留。1944年5月﹐軍令部才派周勵武和羅伯倫來接替。
　　周勵武一心搞情報﹐以期早日調回重慶陞官。見交際處服務員王榮棠年紀小﹐就設計引誘。外出時﹐周勵武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丟在地上﹐想等小王撿拾之後再抓他的把柄。小王是我方邊保佈置的人員﹐哪會貪圖他的金戒指﹐第一次撿起來放在桌上﹐第二次見他又「丟」﹐就向組織匯報。這就引起了我們對他的高度警惕。
　　1944年下半年﹐交際處的客人很多﹐有晉察冀行政委員會副主任胡仁奎､燕京大學英國籍教授林邁可﹐朝鮮人士金斗奉等人。延安師範的女生關淑珍到交際處照顧胡仁奎的孩子﹐也順便照顧兩個聯絡參謀。周勵武在延安找不到浪蕩的場所﹐就盯上年輕的關淑珍﹐多次挑逗。關淑珍將這個情況向領導做了匯報。一天﹐周勵武趁屋裡沒人﹐動手動腳﹐被關淑珍打了兩個耳光。眾人圍觀之中﹐關淑珍當場揭露﹐周勵武只得低頭道歉。還是金城出面幫他勸說了關淑珍。這以後﹐周勵武的態度就軟多了。
　　這兩個聯絡參謀經常偷偷發報。他們使用的密碼極其獨特﹐而且外出總把密碼本隨身攜帶﹐怎麼辦？
　　駐紮延安﹐對於過慣享樂日子的聯絡參謀。確實是個苦差使。可是近來﹐這日子慢慢有所改變。伙食越來越好﹐粗糧細做﹐還不時有肉。服務員每天打掃房間﹐還幫助曬被褥。更有興味的是﹐延安的舞會也來邀請他們參加﹐看來共產黨真的把自己當友軍看待了？兩個聯絡參謀心情逐漸放鬆﹐不禁自嘲﹕「出去跳舞﹐兜裡還揣著厚厚的密碼本和硬硬的鑰匙﹐有些不雅。」。
　　細心的服務員發現﹐出門跳舞看戲的聯絡參謀﹐衣兜癟了。再觀察﹐他們出門前總是把密碼本鎖在箱子裡。招待科指導員楊黃霖佈置﹐再找鑰匙。服務員在曬被子時發現﹐這兩人外出時總把鑰匙壓在褥子下面。楊黃霖又練習開鎖技巧。為了調走兩個聯絡參謀﹐交際處特意邀請兩人去郊外的杜甫川遊玩。聯絡參謀一出門﹐我方邊保偵察員立刻進屋﹐楊黃霖利索地打開銅鎖﹐從箱子裡找出密碼本。
　　此時的延安﹐不要說沒有複印機﹐連照相器材都缺。厚厚的密碼只得用筆抄。反正沿途都有我方邊保的秘哨﹐一站一站像烽火台一樣把聯絡參謀的行止通報交際處。楊黃霖佈置招待員小心侍候﹐回家越晚越好﹐兩個參謀來到這風景秀麗的去處﹐身邊還有裝滿吃喝的擔子侍候﹐未免流連忘返。
　　就是這樣還抄不完﹐又得在聯絡參謀回來之前恢復原貌。好在有高級領導配合﹐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出面﹐邀請他們赴宴看戲﹐兩個聯絡參謀高高興興打牙祭去了。這邊立刻開鎖﹐謄抄。可密碼太長﹐一次抄不完﹐到時要恢復原狀﹐下次再抄。這樣搞了3次﹐終於抄到了全部密碼。
　　從此﹐延安就掌握了國民黨聯絡參謀向重慶通報的全部秘密情報﹐真是知己知彼。本想假戲真唱﹐不承想反被對方導演。國民黨派駐延安的兩個職業特務﹐卻讓蔣介石成了丑角。表面被動迴避﹐突然間登台亮相。共產黨情報人員不動聲色﹐助了毛澤東的「大膽」出演。
　　國共談判﹐由於國民黨缺乏事先準備﹐只能按照共產黨的方案討論。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任速記員的沈安娜﹐又逐日把國民黨密商談判策略的情報通報中共中央代表團。毛澤東讚道﹕「這是玻璃瓶子裡面押寶！」於是看透對手底牌的周恩來﹐就這樣掌握了國共談判的主動權。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簽訂雙十協定。第二天﹐毛澤東安全地離開重慶﹐飛返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