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898年大清國一場失敗的高層運作
為了實現理想，張之洞謀劃了很久，不知這究竟是張之洞有毅力，還是因為大清官場只有一根獨木橋呢？他一直在悄悄運作，試圖早日敲開中央的大門。當然，這一切毫無蹤跡可查。如果連這類事情都給後世落下證據，那張之洞這幾十年的宦海浮沈和17年的封疆大吏，算是白混了。
大清國最耀眼的政治明星最終沒能鑲嵌到權力的天幕上，最後一步功虧一簣，湖廣總督張之洞沒能在那個多事之秋走進帝國的權力中樞。1898年4月23日，農曆戊戌年閏三月初三。隨著滴滴答答的電流，一道「電旨」(電報發送的聖旨)傳到了武昌：「奉旨：張之洞著來京陛見，有面詢事件。湖廣總督著譚繼洵兼署。欽此。」
奉詔入京，並且被安排了繼任人，但凡對大清國官場規矩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地知道這一信號的含義，不是將被「雙規」，就是將被提拔。而政績卓異、如日中天的張之洞，顯然是正出於上升通道的「績優股」。對於61歲的張之洞來說，這當然是他夢寐以求許久的機會。從1881年出任山西巡撫至今，張之洞已經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幹了17年了。但凡封疆大吏，有誰不期望著能入軍機、進中央呢？督撫雖然起居八座、尊貴無比，但畢竟仍是地方幹部。而帝輦之下，雖然可能伴君如伴虎，畢竟那是躋身國家領導人之列，位極人臣，是每個官員的終極理想。
為了實現這個理想，張之洞謀劃了很久。如今，機會到來時，張之洞卻感覺到了那個誘人山芋的燙手。此時，北京城內風雲詭譎，一場日後被稱為「戊戌變法」的操切改革，及一場被成為「戊戌政變」的流血事件，都在醞釀之中。張之洞敏銳的政治嗅覺，讓他感覺到了這或許只是一次「危機」而已，「機」中有「危」，何去何從呢？
劉學詢、王之春和連仲三的組合，效果不錯。不久，榮祿表態，從中央層面給予張之洞極高評價，但也透露了極為重要的信息：「翁同龢並不希望張之洞進入中央班子。」張之洞一直在悄悄運作，試圖早日敲開中央的大門。當然，這一切，在正史中尤其是張之洞本人的來往函電中，毫無蹤跡可查。如果連這類事情都給後世落下證據，那張之洞這幾十年的宦海浮沈和17年的封疆大吏，算是白混了。
為後人留下旁證的，是翰林院的蔡金臺。蔡是江西德化人，1886年考中進士，入翰林院任編修，5年後曾出任甘肅學政。1898年11月8日，也即戊戌政變之後約兩個月，蔡金臺寫給江西德化老鄉、時任駐日本公使李盛鐸一封信。從這封信中可知，為張之洞謀求進入中央而操盤的，有三個人劉學詢、王之春和連仲三。
最主要的操盤手劉學詢，時年43歲，是廣東賭王。劉學詢不是一般的企業家，他原就是機關幹部出身，半途下海經營博彩行業，很快就成為大清國先富起來的一群人中佼佼者，人稱「劉三國」，即「文可華國，富可敵國，妾可傾國」，杭州西湖邊的著名劉莊，就是他的產業。
記錄下劉學詢「慫恿」張之洞「圖軍機」的蔡金臺，與劉學詢的關係非同一般：他們是「同年」，同在1881年考中進士，在講究同學互助的大清官場，這種關係一般等於是戰略同盟。何況，他們確實走得相當近。蔡金臺說劉學詢「慫恿」張之洞謀取軍機之職。「慫恿」，自然不能口惠而實不至，在當官的道路上積極要求進步，張之洞哪裏還需要他人的鼓動，他實際更需要的是劉學詢的資助。
張之洞號稱「錢屠」，以能花錢、敢花錢著稱，與「民屠」(殺民如屠)袁世凱、「官屠」(彈劾官員如屠)岑春煊並稱「三屠」。但張之洞是清官，金山銀海過手後，據說楞是兩袖清風。可這樣一個清官，卻一下子掏出了1000兩白花花的銀子(相當於今日20萬元人民幣)，給了連仲三的哥哥，而且還承諾給連仲三安排個好位置。顯然，如果張之洞果真是個清官的話，這筆跑官經費，只能是劉學詢資助的「政治獻金」了。
在蔡金臺的信中，這條跑官流水線的第二個關鍵人物，就是王之春。王之春是湖南人，無論是攀老鄉還是攀師生，都和張之洞扯不上線，他只是張之洞在廣東時的下屬。但是比老鄉和師生都更關鍵的是，王之春在官場上的關鍵「進步」，都是張之洞一手提拔的，張之洞將他從廳局級的「雷瓊道」，提拔為副省級的臬司。這種知遇之恩，足以令王之春成為張派人馬。
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後不久，湖北藩司的位置空了出來。藩司掌管省級財政，是從二品，其地位較掌管司法的正三品臬司更為重要。張之洞此時又選擇了王之春，將其從廣東臬司的位置上，調任湖北藩司。這一方面是栽培王之春，另一方面也是要借助王之春在廣東積累的改革開放經驗，希望能拉動地處內地的湖北的改革。
有意思的是，此時廣東藩司的位置也將空缺，於是張之洞又同時插手了廣東的藩臺人選，向中央推薦了湖北臬司成允。成允是軍機處的現任領班大臣、禮親王世鐸的遠親，而且廣東畢竟還是比湖北發達，「缺」也更肥，張之洞此舉無疑將大大示好於世鐸，也確保了王之春能夠順利調任。至於成允騰出來的湖北臬司位置，張之洞則準備安排正在北京賦閒的原浙江按察使陳寶箴。
這是一舉五得的事情：
1.提拔王之春，鞏固「子弟兵」；
2.提拔成允，示好禮親王；
3.提拔陳寶箴，而且是雪裏送炭，等於新增一員幹將；
4.確保了湖北的兩大助手藩司和臬司都是「自己人」，加上一個極好相處的二把手、湖北巡撫譚繼洵，湖北就徹底成了張之洞的天下；
5.加強了張之洞在鄂、粵兩省及北京的影響力。
王之春作為鐵桿的「張派人馬」，如今掌管一省財政(按規定藩司是戶部的派出機構，歸中央垂直領導)，這在張之洞無論是需要投資做政績，還是跑「部」「錢」進時，都大有裨益。至於連仲三，被張之洞和劉學詢選中，成為到中央公關的具體操盤手，主攻榮祿。
「連仲三」究竟何許人也？這首先要介紹「軍機章京」連文衝。連文衝是杭州人，進士出身，本職是戶部郎中，考入軍機處，分在漢二班，地位僅次於「達拉密」，深得榮祿的賞識，是很有實權的「大秘」，以至於有筆記說：「時當國者為榮祿，榮祿不學無術，詔令批摺，一切委連文衝。」連劉坤一這樣的封疆大吏要調動工作，都要走他的門路，可見「秘書專政」的強悍。連文衝文筆甚好，庚子年時慈禧太后對列國宣戰的詔書，文辭燦爛，就是出於他的手筆，據說那封偽造的列強要求太后徹底退休的「最後通牒」，也是他的大作，以至於八國聯軍非要將他也列入戰犯名單。
通過連文衝走榮祿的路子，這是找對了廟門的。而「連仲三」正是「大秘」連文衝之弟，張之洞通過連仲三給「其兄」連文衝送了巨款，又給連仲三「許以美差」。劉學詢、王之春和連仲三的組合，效果不錯。不久榮祿表態說：「南皮(張之洞)公忠可敬，無如常熟(翁同龢)一手遮天。」這既是來自中央層面的極高評價，也透露了極為重要的信息：翁同龢並不希望張之洞進入中央班子，而作為光緒皇帝的師傅，翁同龢的說話份量還是很重。
同時榮祿也表示說：「兩邸皆病不治事，容當緩圖。」「兩邸」，就是「恭邸」(恭親王)奕昕，和「慶邸」(慶親王)奕劻。恭親王當時的確是病重，並在不久後去世，當光緒皇帝前往探病的時候，恭親王的政治遺言是兩條：一是擔憂「小人」們借改革之名亂政，要光緒皇帝遠離「廣東舉人」，二是痛責翁同龢誤國，翁同龢才是甲午慘敗的罪魁。至於慶親王的「病」，估計還是「心病」為主，在朝局並不明朗的前提下，這位並非近支的王爺只能生病，以迴避艱難的政治站隊。
軍機處、內閣、總理衙門等中樞部門中，大臣不是碌碌無為，就是權爭劇烈，根本無法應對日益複雜的外交內政局面。剩下的也只有張之洞、劉坤一等少數地方幹部。史學家鄧之誠在收錄蔡金臺的信後，點評說：「張之洞戊戌春間由徐桐專折奏保，命來京陛見，後由劉學詢畫策，因王之春、連文衝以通於榮祿，謀入軍機，事為翁同龢所阻。即榮所謂常熟一掌遮天是也。榮、翁之不相能，翁之逐，榮與有力。於此征之益信。」
這段按語，比諸蔡金臺的信，揭示了更多的高層權力鬥爭，涉及了榮祿、徐桐、翁同龢等重量級人物。孜孜以求進步的張之洞，雖然遠在武昌，卻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踩進了北京的漩渦之中。
建議中央起用張之洞的，是同治皇帝的師傅、主管中央組織工作的大學士徐桐。這位79歲的老幹部，在光緒皇帝電召張之洞進京前4天(4月19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報告，在分析了俄、德兩國日益恣橫、英、法各國群起傚尤，或相爭競，皆為我切膚之患等大局後，提出此正求賢共治之秋，而並非萬無可為之日也。
在這份報告中，徐桐建議將張召到北京咨詢，並對張之洞「洞悉洋情」、「折衝禦侮」的能力大為讚賞，徐桐掌管組織部門，其用意十分明顯。
徐桐舉薦張之洞的背後，有著兩股大的推力。
一是內憂外患激烈。此時，李鴻章早已靠邊站，掌舵的恭親王奕昕病重，軍機處、內閣、總理衙門等中樞部門中，大臣不是碌碌無為，就是權爭劇烈，根本無法應對日益複雜的外交內政局面。剩下的也只有張之洞、劉坤一等少數地方幹部，堪稱既有大局觀，又有豐富的政治經驗。
二是後來名列「戊戌六君子」的楊銳和劉光第的幕後運作。
時年39歲的刑部主事劉光第，進士及第時，考官是徐桐，因此算是徐桐的正牌門生，而張之洞也擔任過劉光第的家鄉四川的學政，兩人交情不淺。在上一年(1897)張之洞六十大壽時，劉光第代表在京的川籍官員，寫了篇激情洋溢的賀壽頌詞《湖廣總督張公六十壽序》，將張之洞比作周召公、衛武公、仲山甫，評價極高，深得張之洞歡心。劉光第在寫給其族弟的家信中，承認這篇文章的意圖，是欲其(張之洞)入京來作軍機大臣，籲謨遠猷，匡誨吾君。
劉光第的好友、41歲的楊銳，與張之洞的關係則更為親密。早在張之洞主持四川學政時，就將楊銳延請到他的幕府之中，成為相當重要的幕僚。後來，張之洞推薦楊銳到北京任職，成為張之洞的駐京辦事處的主任，在張之洞權力架構中的地位十分關鍵，甚至楊銳之兄在戊戌年去世後，張之洞都不同意他請假回鄉奔喪。
張之洞發給「坐京」們的這封電報，可以間接推導：
1.張之洞謀入軍機，主線就是劉學詢那邊的「暗線」；
2.北京的局勢的確複雜，即便在和劉坤一長談後，張之洞仍要在上海這個大清國唯一的國際大都市中多探探風。張之洞當然不願意他的進京之路，被遙遠沙市的一泡不合時宜的尿所澆滅，他準備在上海繼續觀望。其實，如果他真的不想進京被咨詢，此時大可立即回湖北去，不必逗留。
但是，他的「坐京」們集體給他回了緊急密電，建議他「既奉旨，祈速回鄂，遲必有謠言。回鄂日期速電奏。事畢速請旨，令來京否？ 」顯然，「坐京」們得到了確切的情報，張之洞入京的事情大起變化。北京究竟發生了什麼針對張之洞的事件，令「坐京」們如此驚慌，甚至擔心「遲必有謠言」？正史中自然不會有如此具體而敏感的資料。
能夠作為依據的，一是前文所列的蔡金臺私信引的榮祿之語：「南皮(張之洞)公忠可敬，無如常熟(翁同龢)一手遮天，兩邸皆病不治事，容當緩圖。」二是楊銳於8月寫給張之洞的一封信，信中明確說：「公入對之舉，前沮於常熟，昨日之電，則出剛(剛毅)意。何小人之必不能容君子耶？」
這兩份信件，都將阻止張之洞入京的黑手，指向了翁同龢。張之洞返回湖北沒幾天，5月29日恭親王去世，死前留下遺言，告誡光緒皇帝，認為翁同龢禍國殃民。6月11日中央發佈變法詔書，開始了「戊戌變法」。6月15日翁同龢被突然「雙開」，送回了常熟老家。這是戊戌年眾多撲朔迷離的怪事之一。
一直以來史家對此的解釋，都是歸因於慈禧為首的「后黨」與光緒為首的「帝黨」進行權力鬥爭，慈禧將翁同龢清除出中央，以削弱光緒的力量。近年更多的證據表明，正是光緒皇帝本人不滿於這位 「居心叵測，並及怙權」的老師，而親自下旨令老師下崗的。
不久，朝局再度變化，王文韶、裕祿調任軍機處，榮祿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北京的「坑」被迅速填滿了，似乎沒有給張之洞這根「大蘿蔔」留出位置，他也就只好繼續紮根湖北。不過這一年所發生的一切，證明了張之洞的政治敏感性的確過人。在隨後的一段時間裏，張之洞在堅持改革實踐的同時，及時地寫出了一本《勸學篇》，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在改革的同時要堅持正確的政治領導。這本書令其成功地劃清了與康有為等所謂變法派的界限，無論戊戌變法中，還是戊戌政變後，都成為中央力推的幹部教育教材。
在戊戌變法中，光緒皇帝提拔了四名年輕的軍機章京，組建了一個小型的「中央改革領導小組」。其中，與張之洞關係極為密切的楊銳、劉光第皆在其列，其餘2人則是譚嗣同、林旭。這令張之洞得以更為直接快捷地了解到中央的動向。政變之後，除了戊戌變法中的操切而隨意頒布的上百道改革詔令被停止外，一切改革仍在推進。此時張之洞在京的「明線」，因楊銳被殺而大為受損，但以劉學詢、王之春、連仲三為主的「暗線」，依然通過連文衝與榮祿保持極好的互動。
榮祿本來打算在此時再次起用張之洞，但慈禧太后看出了張之洞的書生秉性，拒絕了榮祿的請求。至此張之洞完全失去了這次進入中央的機會。好在他掌握了一件官場上最為強大的時間武器，1907年，他最終獲得了夢寐以求的中央職務—大學士、軍機大臣，那時，他已經70歲了。
一場軍機夢，做了整整十年，這究竟是張之洞很有毅力，還是因為大清官場只有一根獨木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