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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成為全球疫情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深層的危機，在於朝野對於這次病毒來襲都有「反智」傾向，不從科學與理性的角度思考，劍及履及的應變，而是被意識形態與反科學的思維所左右。這不僅是精英的錯誤，更是體制上的問題，形成結構上的缺陷，在關鍵時刻犯下關鍵的錯誤，付出血與淚的代價。

美國抗疫失敗，已經成為現代歷史的一大醜聞。到了四月十五日，美國共有兩萬五千多人死亡，而紐約的死亡人數也過萬。僅僅是一週前，美國疫情死亡人數才一萬兩千多人，也就是說，一個星期之內，就多了一萬多人死亡。

這樣的死亡速度，比一場戰爭還厲害。美國打越戰打了十年，死亡的美軍五萬多人，但新冠病毒入侵美國才兩三個月就有逾兩萬人去世，對美國人的集體心靈帶來巨大的衝擊，也帶來很多深刻的反思。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傲慢與偏見，顯然是罪魁禍首。早在一月到二月間，他就不斷接到情報部門的報告，要警惕防範病毒的入侵。但特朗普卻不把這個當一回事，說這只是另一場流行性感冒，掉以輕心，不願意加以嚴厲規管。他內心深處覺得這只是亞洲人的流行病，對美國不會帶來太大影響，其實是一種種族歧視。他也一直反對帶口罩，即使到了三月下旬，美國疾控中心要求國民戴口罩，他說自己還是不戴，在全國帶來負面示範。

但更深一層的問題，其實是美國國家功能的紊亂與失調。面對病毒這種「隱形的敵人」，美國高層決策者沒有用科學與理性的分析，而是訴諸泛政治化的處理，不斷做情緒的發洩，認為這是來自中國的禍害，但又不記取病毒在中國大陸及歐洲等地肆虐的經驗，預加防範，形同擺「空城計」，但病毒並沒有被意識形態嚇阻，而是長驅直入，攫奪更多美國人的生命，到最後決策當局才如夢初醒，封城封關，但一切都變得太晚了。

美國抗疫的醫療物資短缺，也怵目驚心。很多醫療人員等於是裸身上陣，穿上用垃圾袋製成的保護衣，戴過期口罩，深入抗疫的最前線，與廣大新冠病人接觸，最後不少醫護人員以身相殉，寫下一頁又一頁的悲劇。

但最讓人痛心疾首的，還是整個社會抗疫的慢半拍，輿論與輿論領袖大多數都沒有洞燭先機，反而與特朗普的傲慢與偏見產生共鳴，包括不戴口罩，怪罪是某些族裔才會傳染病毒。整個社會都沒有警惕的防疫心態，但當死亡數字飆升時，則怪罪是世界衛生組織誤導。特朗普四月十五日還宣布暫停交年費給世衛組織，表達對該組織的不滿。

但最令人震驚的，還是一些輿論對「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的痴迷，認為只要有六成人口感染病毒就會產生抗體，病毒自然就會消失。但這樣的理論，是建立在大量人民死亡的前提。美國有三億三千萬人口，六成人口就等於約一億多人感染，這將會帶來巨大的死亡數字。英國首相約翰遜開始時也是持這樣的論調，但最後他自己也感染，一度住進ICU重症病房，可說是在鬼門關前走過。後來他也改弦易轍，不再重彈此調。

美國目前也有許多聲音，要改變美國在全球的產業鏈，要全面「去中國化」，將美國在華的企業撤出中國，而美國政府將會提供搬遷與稅務的優惠。但「去中國化」其實也是「去美國化」，因為美商投資中國是瞄準中國市場，為一些本來已經奄奄一息的美國製造業帶來第二個春天，像美國的汽車業如福特、通用等，都在中國獲得巨大利潤來彌補在美國的損失。如今讓它們離開中國，等於是自殺行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未害人先害己，得不償失。

總的來說，美國朝野對於這次病毒的來襲，都若隱若現出現一種「反智」的傾向，不從科學與理性的角度思考，劍及履及的應變，而是被意識形態與反科學的思維所左右，最後形勢失控，才驚覺為何如此，但大錯已經鑄成，很多生命已消逝。

在這次「不設防國家」的背後，也是近年在美國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的論述，強調要「小政府、大市場」，一切都應該由市場來解決。共和黨政府的議員與官僚常常喜歡引用前總統列根的名言：「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特朗普上台後，就將聯邦政府好幾個有關公共衛生的主管職位廢除，並大量刪減防疫與公共衛生預算，導致這次抗疫工作誤了先機，最後有關抗疫的協調工作也乏人執行，徒呼負負。

美國政治上的分權體制，聯邦與地方互相制衡，本來是為了防止權力的濫用，但如今卻成為防疫的負累，聯邦與各州在市場上爭奪口罩、呼吸機等醫療物資，讓紐約州長科莫在記者會上大吐苦水，欲哭無淚。

如果說國家的組成就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與福祉，那麼這次美國作為全球的「單極強國」，卻成為抗疫死亡最多的國家，反映美國國家治理能力的缺失，被視為一個失敗的國家。這不僅是精英階層的錯誤，更是體制上的問題，形成結構上的缺陷，不斷在關鍵時刻犯下關鍵的錯誤，付出龐大的血與淚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