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u54uf

除了取了一個名字：19型冠狀病毒病，到今天還沒有人能說清楚整件事是怎麼開始的，但短短三個月，整個世界已經完全變了樣。

我在兩個月前的本專欄就說，這場人類對抗病毒的戰爭，和政府體制只有可忽略的關連性，當時連德國明鏡和英國經濟學人檔次的雜誌，都對第一個被病毒找上的中國大陸以「問題在民主，不在病毒」的基調，表達極其強勢的體制優越感，我們這裡每天聒噪的名嘴就更不用說了。兩個月後十四億人口的中國大陸已基本控制疫情，反倒是歐洲、美國先後一發不可收拾，只剩亞洲新興民主國家，如韓國和我們，還能強顏說嘴，但基調已倒轉為「民主也能防疫」。

事實證明，民主國家領導人一樣會為了某些政治考量而低估疫情。從「事後」觀點看，中國大陸政府就是因未記取ＳＡＲＳ教訓、料敵過嚴失足，但接著爆發的歐洲國家，更不要說近兩個月後的美國，已沒有任何事後可言，病毒會帶來什麼災難，至少必須採取什麼對應，都已明擺在那，這些民主先進國家幾無作為，根本是睜著眼走進海裡滅頂，如果連這樣也要別人負責，又是什麼值得驕傲的體制？

根本問題還是人類對病毒的集體無知，從武漢大爆發開始，對於傳染路徑、感染症狀、有效確認、阻隔和治療、預防方法，轉陰者會不會復陽，阻絕後會不會再來，都不斷有新發現，因此若真從事後觀點看因果關係，到現在我們也還是不能確定說，誰在什麼時刻如果作了什麼，真的就可以徹底阻斷整個災難，像堵住海堤小洞的荷蘭男孩一樣。這才是病毒真正可怕的地方，也讓我們不能不佩服比爾蓋茲五年前就警告和呼籲：人類對於病毒完全沒有準備好。本月五日美國福斯新聞對他的專訪中，被問到我們在過去五年做了多少時，他苦笑答還不到他說的百分之五，但就連他自己，對於一種病毒可以如此根本的翻轉人類整體生活，造成醫療、經濟乃至心理上如此巨大傷害，一樣感到意外和震驚。優越的體制不能保證我們更快掌握知識，甚至一個小小的口罩文化障礙，都足以大幅減低抗疫效果，我們是如此欠缺準備。

但只要想到這種病毒可能像回力球一樣在地球上迴盪，任何角落的勝利都只是暫時的喘息時刻，就應該會同意，人類只有本於「我們在同一世界」立場攜手合作，拋開各種形式的歧視和對抗，把原來阻斷溝通合作的規則暫時放下，才有打敗病毒的可能。

就此我認為政府提出「台灣能幫忙」，並做出具體援外行動是非常必要的，要求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也有絕對正當性。但也正因為我們是要真幫忙、真參加，在既有主權問題糾結下，我們對任何形式的堅持不但無法達到目的，反會增加別人對我們真誠度的質疑，是不是該把目標改訂為更可被接受的實質幫忙、實質參與？這一點，政府如果不能想清楚，時間一拉長，大家都會看穿，合作抗疫只是兩岸政治工具，再高明的廣告，也不會幫我們贏得同情。

直白的說，全世界都用19型冠狀病毒病來相互溝通後，我們政府繼續用武漢肺炎，大學讓外國學生返校上課，卻把所有陸生堵在境外，不是歧視是什麼？我也想不通和世衛秘書長糾纏有何意義，去年底發到世衛的那封電郵，從法律角度來看，實體上不可能當成秘書長違法的證據，連程序上要追究未啟動調查程序的責任都很困難。現在從送價值幾千萬元的口罩又衍生出行政院寧花十一億改變華航名稱，以免被占便宜的新決策，更是匪夷所思。至於媒體每天自我催眠，網民近於狂歡的出征，我不知道戰線是不是也從世衛秘書長，拉到同樣對台灣問題「顧左右而言他」的德國政府發言人；在這樣氛圍下，能怪人家質疑，台灣真的想幫忙嗎？

日本捐贈武漢物資上書寫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讓人想起卅五年前美國音樂人以「我們在同一世界」聲援飢荒中的非洲人，我們台灣人的境界應該也可提升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