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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仗是指爆發在光緒二十年(1894)的甲午中日戰爭。李鴻章是這場戰爭中清方舉足輕重的人物。在具體看他在戰爭中的表現之前﹐先要知道這場戰爭是怎樣打起來的。
　　在誘因上﹐甲午戰爭和10年前的中法戰爭有類似的地方﹐就是戰爭的蓄意挑起方利用了清朝與有關國家(分別為朝鮮和越南)的「宗藩關係」問題。就甲午戰爭來說﹐是日本利用了清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此事也歷經了多年的過程。
　　早在前邊述及的19世紀70年代初日本來華議約､換約的時候﹐它就別有用心地向清政府探詢它對中朝關係所持態度。對日方的目的以及隱伏的禍患﹐當時李鴻章即有比較敏銳的覺察﹐他說﹕「日本覬覦朝鮮歷有年所﹐朝鮮為我東土屏蔽」﹐「倭寇江浙尚是沿海肢體之患﹐倭侵高麗則為遼京根本之憂」。的確﹐日本覬覦朝鮮決不是單單限於朝鮮﹐更在於將它作為跳板入侵中國。在實施步驟上則是環環緊扣﹐步步進逼。1875年秋﹐日本軍艦擅自進入朝鮮江華島附近測量海口﹐進行挑釁﹐最後竟攻毀朝鮮防軍炮台﹐並登陸滋擾﹐此即所謂「江華島事件」。鑒於傳統上中朝「宗藩關係」存在的事實﹐事後日方派員來與清朝交涉﹐旨在否定前不久訂立的《中日修好條規》中關於中朝關係的規定﹐杜絕清方對它染指朝鮮的干涉﹐甚至要中國「保全」它與朝鮮「交好」。總理衙門理所當然地予以抵制。李鴻章當時亦對此事密切關注﹐並且日本使者森有禮專門拜訪了李鴻章﹐想說動他從而影響總理衙門。其間的談話頗有可供揣摩的意蘊。
　　森有禮算不上是日本最高決策層的人物﹐只是一個「外務少輔」﹐但他那一副無賴嘴臉和一番歪理謬詞﹐卻可淋漓盡致地表露出日方的意態。而李鴻章的「義正詞嚴」之中也掩不住不惜以妥協求息事寧人的傾向。早在這個時候﹐似乎已為十來年後大戰中雙方的基本情狀提供了預示性的信號。
　　李鴻章當然也以前訂《中日修好條規》中關於中朝關係的規定﹐為抵擋森有禮否認中朝「宗藩關係」的「法器」。但森有禮不買賬﹐竟說﹕「依我看和約沒甚用處。」李鴻章一聽著急了﹐趕忙說﹕「兩國和好全憑條約﹐如何說沒用？」森有禮不遮不攔﹐說﹕「和約不過為通商事可以照辦﹐至國家舉事只看誰強﹐不必盡以舊條約。」李鴻章直言反駁﹕「此是謬論﹐恃強違約﹐《萬國公法》所不許。」森有禮並不服﹐說是「《萬國公法》亦可不用」。李鴻章不能不有些憤然了﹐他道﹕「叛約背公法將為萬國所不容！」又指著桌上的酒杯打比方說﹕「『和』是和氣﹐『約』是約束人的心﹐如這酒杯圍住這酒不教泛溢。」森有禮回答﹕「這個『和氣』無孔不入﹐有縫即去﹐杯子如何攔得住？」李鴻章以「森大人年少氣盛發此謬論」責之﹐話題又直接落到《中日修好條規》中關於中朝關係的規定上。森有禮說﹐代表日方簽約的伊達宗城已經在野﹐「自來和約立約之人去了便靠不住」。李鴻章反駁﹕「約書奉有諭旨﹐蓋用國寶﹐兩國臣民子子孫孫當世守之。」森有禮又說需要變通﹐李鴻章答以「未及十年換約之期不能議及變通」。接著又辯論起朝鮮是否中國「屬國」﹐森有禮說不算﹐李鴻章堅持說算﹐是有別於中國本土的「外藩」。森有禮又說到朝鮮不肯與日本「和好」。李鴻章說﹐不是不肯與日本和好﹐「是他自知國小﹐所以謹守不敢應酬。其與各國皆然﹐不獨日本」。
　　當時日本署理駐華公使鄭永寧也在場﹐他幫腔說起「江華島事件」中朝方開炮擊傷日本艦船的事。李鴻章說﹕「日方艦船本不該到朝鮮海域去﹐人家開炮事出有因。」鄭永寧說﹕「這次森有禮來到中國有三宗失望的事﹕一是中方不能保全日本與朝鮮要好的意思﹔二是總理衙門不明白他要和好的心思﹔三是恐本國臣民知道中國的態度﹐定要與朝鮮打仗。」李鴻章說﹕「若真是要和好的話﹐總理衙門不會不明白﹐凡事不可一味逞強﹐若要逞強﹐人能讓過﹐天不讓過。若天不怕地不怕﹐終不為天地所容。可日方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說要與朝鮮議定三件事﹕一是讓它以後接待日本使臣﹔二是若有日本遭風船隻到朝鮮它得代為照料﹔三是日本商船到朝鮮海域測量海礁它不能計較。並說若朝鮮不予議定﹐日本必不能無事﹐定要動兵了！」這顯然是赤裸裸的威脅。李鴻章則以「我們一洲自生疑心﹐豈不被歐羅巴笑話」勸解。森有禮說﹕「這也沒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國家止不住。」鄭永寧則說﹕「總要求總理衙門與李中堂設法令高麗(朝鮮)接待日本使臣。」李鴻章說朝鮮因「江華島事件」正在氣頭上﹐旁人說也無益﹐勸日本暫且緩議此事。說著說著﹐森有禮突然冒出了一句「試思日本就得了高麗有何益處﹐原是慪氣不過」的感歎話﹐李鴻章趕緊因勢利導地附和﹐並寫了「徒傷和氣﹐毫無利益」八個字﹐在末尾還特別添寫「忠告」二字送給日方。日方還是要求李鴻章轉商總理衙門﹐「勸說」朝鮮與日本建立關係﹐李鴻章答覆﹕「總署回復你的節略明是無可設法﹐但你既托我轉說﹐我必將這話達到。」。
　　李鴻章與日方人員的這次晤談﹐地點是在保定直隸總督衙署﹐時間是1876年1月24日﹐即清歷的光緒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就要過傳統年節的時候﹐李鴻章還在為「國事」忙碌﹐起碼可以說是迫不得已的「勤政」吧？交涉中森有禮的「無禮」､鄭永寧的「不寧」﹐難免讓李鴻章著急上火﹐但森有禮那句「有何益處」的感歎﹐似乎讓李鴻章突然看到了「轉圜」的莫大希望﹐而他最後對日方的承諾也不是打「痞子腔」搪塞﹐而是立馬就做的事情﹐趕緊與總理衙門溝通消息﹐建議將日方的意思通過禮部轉行朝鮮﹐說是這樣「作為收場﹐以示格外和好﹐借答來意﹐而略緩其逞強黷武之心﹐更於大局有益」。
　　作用還真是「立竿見影」。面對日本的威逼和清方往軟處「勸說」﹐朝鮮在2月末即被迫與日本簽定了《江華條約》﹐其中載明「朝鮮國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所謂「自主」､「平等」的漂亮字眼﹐只不過是日本否定中朝「宗藩關係」､而它卻強行染指朝鮮的掩飾而已﹐日本為侵朝而首先從「法理」上鋪路掃障的一步做成了。接下來﹐自然便是變本加厲﹐步步進逼。
　　李鴻章他們如何應對呢？是主張朝鮮與西方列強也議定條約﹐以求形成對日本的牽制﹐制約日本對朝鮮動武。接下來的幾年中﹐先是由美國﹐後有英､德等國接踵與朝鮮締約。在李鴻章輩﹐是想使用「以夷制夷」的手段﹐但實際後果上﹐是朝鮮更遭受多頭控制﹐局勢更加複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