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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其實質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隸主為領導的奴隸主階級對於奴隸､非公民群眾實行專政的工具。歸根結底﹐它是為奴隸主階級整體的經濟利益而服務﹐是奴隸主自由民階級的民主。這種有限的階級民主決定了這種民主有巨大的侷限性和狹隘性。
　　古希臘雅典國家的奴隸主民主政治制度。它的形成是在原始社會解體﹐奴隸制度形成過程中﹐氏族貴族與平民鬥爭和奴隸制經濟發展的產物。早在公元前7世紀末﹐雅典氏族貴族與平民的矛盾已發展到十分尖銳的程度。君主制與貴族制不同﹐貴族制是一種集體領導的制度﹐實行平等協商﹐少數服從多數的法治原則。
　　公元前594年﹐梭倫以其威望和功績當選為雅典城邦的「執政兼仲裁」(「首席執政官」)﹐開始進行具有憲政意義的一系列經濟､政治和社會改革運動。梭倫改革是雅典城邦乃至整個古希臘歷史上最重要的社會政治改革之一﹐它為雅典城邦的振興與富強開闢了道路﹐奠定了城邦民主政治的基礎。
　　梭倫改革一方面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社會基礎﹐另一方面完善了國家制度﹐促進了雅典社會生活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創立了適合民主制發展的社會管理機制﹐為普通公民參與國家政治活動提供了制度保證。梭倫的價值觀以及改革中創造的有利於公民行使職權的各種制度﹐對雅典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意義。梭倫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礎。
　　公元前506年雅典政治家克利斯提尼(約前570年~前508年)實行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公元前510年僭主被推翻後﹐氏族貴族之間以及氏族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鬥爭尖銳化﹐保有血緣關係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組織已經不能適應奴隸佔有制國家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克利斯提尼在公元前525年~前524年任雅典首席執政官。公元前506年﹐他聯合平民通過公民大會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這場改革發生在公元前5世紀﹐使雅典民主政治最終確立並達到頂峰﹐被稱為雅典民主政治的「黃金時代」。改革者是主政的伯裡克利。雅典民主制的基本特點是人民主權和輪番而治。公民大會﹐五百人議事會和民眾法庭是民主政治特徵的充分體現。
　　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負責審議且決定一切國家大事。所有合法公民均有參與權､知情權､發言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公民大會最重要的程式是就某項議案展開辯論。雄辯的演說有賴於豐厚的學養﹐激烈的辯論促進了對知識的崇尚與演述說的發展。
　　五百人議事會是公民大會的附屬機構﹐負責為大會準備提案並主持大會﹐在公民大會休息期間﹐議事會是大會最高權力的代表﹐負責監督行政官員落實大會決議。
　　民眾法庭是日常司法機關﹐高階公職人員的任職資格﹐也是民眾法庭終審。雅典人民主權的特徵也體現在眾多規模不大的行政和軍事機關上。
　　一､直接民主制。在雅典﹐凡公民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政治權利﹐其權力通過公民直接參與和管理城邦事務的方式來實現。公民參政的最高民主機構是公民大會。
　　二､主權在民。雅典民主政治的本質是主權在民。伯裡克利著名的《喪禮演說詞》宣稱﹕「我們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城邦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這是對「主權在民」的十分明確的表述。
　　三､崇尚法治。雅典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其產生､發展､繁榮的過程中無不充滿法的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雅典民主政治執行的基本政治原則。
　　四､許可權交叉制約。雅典國家權力的執行中存在著民主權力的制約﹐這種制約以國家機構許可權的交叉為特色。
　　雅典權力制約機制自梭倫改革始﹐為使各階層在城邦中協調地生活﹐梭倫以「仲裁者」的姿態力主對立的雙方以一定權力範圍為「界限」﹐實行權力相互制約﹐以圖達到「權力和諧」。為此梭倫開始賦予公民大會以立法權﹐陪審法庭以司法權﹐五百人會議以行政權﹐並使之互相制約。
　　如何評價雅典民主政治﹖
　　一､積極意義。在古代君主專制盛行的情況下﹐雅典民主為人類提供了一種集體管理的新形勢﹐創造出法制基礎上的差額選舉制､任期制､議會制､比例代表制等民主的運作方式。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廣大公民直接參與﹐原則上公民都有權利決定和管理國家大事﹐通過選舉擔任各級政府官職。這種先進的古代政治制度﹐為公民創造了廣泛的參政機會﹐激發了公民的自由﹐開拓精神﹐推動了雅典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具有歷史性的進步性。
　　具體來說﹕
　　1､民主有利於正確決策﹔
　　2､民主有利於修正錯誤﹔
　　3､民主有利於監督政府為公服務﹐減少以權謀私的可能﹔
　　4､民主有利於促進文化廣泛深入發展﹔
　　5､為人類提供了一種集體管理的新形式﹐創造出法制基礎上的差額選舉､任期制､議會制､比例代表制等民治運作方式。
　　二､侷限性﹕
　　1､就其民主的範圍而言﹐雅典公民權利是建立在廣大奴隸專制的基礎之上﹐眾多婦女和外邦人也被排除在民主殿堂之外
　　2､帶有操作層面的幼稚﹐程式的合理並不意味著結果的合理。
　　3､直接民主會導致權利的濫用和誤用。
　　4､它是城邦公民內部的民主﹐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真正享有權利。而婦孺､外邦人､奴隸被排除在外。它在充分發揮積極作用﹐促成雅典政治､經濟､文化日臻繁盛的同時﹐又殘忍地窒息､限制了社會另一部分成員的自身發展能力。它既是偉大文明的催化劑﹐又是社會不公的暴力機器﹐這是其最大的歷史侷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