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貧民人生
歐陽修給謝希孟的詩寫序，其中有一句說她「不幸為女子」，如果給女性主義者讀到，歐陽公又要有麻煩了。但歐陽修並非失言，只是在說實話。古代，女性一直有些倒黴，而若論倒大黴，則是從宋朝開始。宋代理學家對社會生活的干預能力，強且深遠—早期的理學三巨頭中，程頤不用說，有名言「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在；張載曾作《女戒》，第一句話便是「婦道之常，順唯厥正」；周敦頤則說，治國的根本在於治家，而「家人離，必起於婦人」，也就是說，要使天下太平，必須從軟柿子開始捏。
在北宋事情還來不及像後來那麼糟。改嫁和財產繼承的權利，尚有些保障，而社會的風尚也還開通。宋代多才女，說明了一些事情，因為在古代讀書寫詩是社會處境的一種標誌。像名臣王安石，家中女性的處境就不錯，她們都寫詩，他夫人會寫「待得明年重把酒。那知無雨又無風」，他妹妹會寫「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他女兒會寫「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黃花」，他侄女會寫「不緣燕子穿簾幕，春來春去那得知」。
宋代有兩個謝希孟。一位是前面提到的女詩人。另一位在南宋，是男性。這位男謝希孟有些意思，曾說「天地英靈之氣，不鐘於男子，而鐘於婦人」，大概是賈寶玉的先聲。但這種話只好算是憤激之言，不足以證明其真實的立場。
另一位出言憤激的，是晚清的汪士鐸。他的狷急狂傲，本來也普通，但他死後，有人刊印了他的《乙丙日記》，終於把大家嚇了一跳。《乙丙日記》對女性所發的議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汪士鐸認為女人數量太多，是世亂之由。所以他的主張之一竟是—「推廣溺女之法」。家有兩女，賦稅加倍。而窮人家，乾脆不允許生養女兒。汪士鐸並沒有瘋。他身後的名聲，也不是瘋子所能冀求的—現在，好多人說他是「中國的馬爾薩斯」呢。
他還對女性的長壽憤憤不平。他說男子理該活到六十歲，活到五十歲，只算夭折；活到七十，是有福氣；而女性呢？活到二十歲，就是正壽，三十曰「甚」—已經活得太久了。接下來，四十曰變，五十曰殃，六十曰魅。活到七十八十呢？是妖怪。在對汪士鐸憤怒前，不妨再看看他對身邊女性的實際感情。汪士鐸幼年家貧，他曾回憶，母親在夏天常吃放壞了的食物；到冬天手膚皸裂如碎瓷。母親一生勞瘁，「此士鐸所最痛心而不忍一涉想者也，嗚呼奈之何哉」。
主張「家有兩女倍其賦」的汪士鐸自己倒生過五個女兒。他的長女淑芹，在洪楊之亂中投水死，年二十八歲，已經活過了汪所論的二十歲「正壽」。然而，「雖曰正命，然自為人父者，思之則不能為悲也」。他最鐘愛的二女兒淑蘋，嫁的人家不好，只活到二十二歲，實死於夫家的虐待。他在日記裏頗有痛心之言：「自己不知能活幾日，故不接來。知其以後之難，故祝其死也，聞其信，言柴米俱難，故每食輒淚下，無事則為之思，自己無能才拙，身後寡妻猶難顧，如何顧寡女？」
「愛莫能助」四字，可概括汪士鐸對女兒的感受。對女兒的愛憐，對社會和自己的厭憎，日夜煎熬，竟使他移怒於弱者。再看他的妻子。汪士鐸的第一個妻子老實溫順，有時汪士鐸不講道理，她「亦淡然置之」，似乎是汪士鐸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她重病時，因為要省錢給女兒辦嫁妝，捨不得求醫問藥，遂至不起。汪士鐸多年後才說：「此余之深悔者也。」因為無子，汪士鐸續娶了一位年輕太太，而她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前任的反面。二人天天吵架，汪士鐸嘴上吵不過，手上打不過，只好偷偷在文字中洩憤，說她種種兇悍，「尋死拚命，多言長舌」，詛咒她「死於淩遲之國法」，或「死於拚命之騙人」。
憎恨汪士鐸的人或許要說「惡人自有惡人磨」了。這位悍妻，大概刺激出了《乙丙日記》中一些可駭的主張。不過，汪士鐸的人口主張，終究不是什麼嚴肅的社會理論。他看到了人口問題，但他的學術背景，使他沒有可能提出建設性的主張，只好故為狂怪之言，聊洩心頭之悶。他是個極端的例子，其實，古代士大夫對女性的態度，沒有一人是不矛盾的。
汪士鐸有兩句詩，最可玩味：「生女必強撼，生男必狡詐。」我讀過的憤世之言，當屬這兩句最尖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