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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8月28日夜﹐絕望的於會泳給家人寫下遺書﹕「我跟著『四人幫』犯了罪﹐對不起華主席﹐對不起人民﹐我的結局是罪有應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贖罪… …我恨透了『四人幫』﹐也恨透了自己﹕消除舊的於會泳！徹底地更換！… …」爾後﹐於會泳服毒自殺﹐被發現後送醫院緊急搶救。後經醫院搶救無效﹐於8月31日死去。
　　於會泳文革中的「戲劇」人生在「文革」期間﹐出現了許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壇「新貴」﹐其中上海尤為突出。如王洪文由一名保衛幹部躍升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賢由一名普通的機關幹部提拔為上海市委書記﹐而於會泳則由一名普通的音樂教師﹐竄升到了中央委員､文化部部長的高位。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當「文革」結束之後﹐對於前途失望的於會泳﹐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他的「戲劇」人生。
　　1925年6月﹐於會泳出生於山東乳山縣西泓於家村。於會泳自幼喜好文藝﹐1946年9月﹐在乳山老家已經當了5年小學教師的他受當時革命潮流影響﹐瞞著母親從家中偷偷跑了出來。整整步行了三天後﹐於會泳趕到萊陽縣﹐參加了革命文藝隊伍膠東文化協會文藝工作團。那時國共兩黨內戰正酣﹐雙方經常展開拉鋸戰﹐形勢十分危險﹐因此隊伍經常處於顛沛流動中。這期間﹐他譜寫了一些歌曲﹐寫了一些演唱材料﹐還徵集當地民歌小調﹐整理出版了《膠東民歌集》。
　　1947年9月﹐為了應對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中共前敵指揮部決定﹐給每個團員分發了一大包東西﹐其中包括一件毛料的衣服､幾塊呢子衣料､一包毛線､幾罐奶粉和一些食品。於會泳是孝子﹐他以前從未見到過這麼豐厚的東西﹐拿到這包東西後﹐不禁想到了家鄉孤苦守寡的母親。因為分發的東西不便於行軍攜帶﹐於會泳所在的那個小隊決定﹕找個僻靜乾燥的地方﹐各人分頭將自己的東西暫時埋藏起來﹐以便將來尋找。就在即將把這包東西埋入坑內的時候﹐於會泳拿出自己的一張照片寫上了自己老家的地址﹐又取出一張紙﹐按當時瓦解蔣軍的標語口號中慣用的稱呼寫下了一張紙條﹕「蔣軍兄弟﹕你們見到這些東西時﹐我可能已經與世長辭了。我家裡只有一位年邁的老母親﹐你們如果還有點人心的話﹐請把這些東西寄到我的家裡﹐我在九泉之下也將感激不盡。即使把我的東西拿去也不要緊﹐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給我的母親留作紀念(照片後寫有我家的住址)。」不湊巧的是﹐這張字條被指導員張顯發現並沒收了。因為當時戰事緊張﹐指導員沒有吭聲。
　　但是﹐到了12月膠東戰役勝利結束後﹐於會泳所寫的那張字條就被送到了膠東文化協會會長馬少波面前。馬少波對於會泳進行了批鬥﹐然後進行了隔離審查。於會泳寫字條作為「是對敵人的仁慈幻想﹐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和右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也是一種對敵人搖尾乞憐､帶有明顯變節投降性質的行為」﹐受到了嚴肅的批評。馬少波主張給予於會泳政治處分﹐但是新來的文工團政治指導員張波認為重在教育﹐可以免於處分﹐最後將於會泳調離文工團﹐調到協會辦的《膠東文藝》編輯部工作。1948年春﹐在「三查三整」之後﹐表現積極的於會泳逐漸贏得了大家的信任﹐最後重新調回了文工團。
　　1949年9月﹐於會泳被膠東文工團選送到國立音樂學院上海分院音樂教育專修班﹐進行為其一年的學習。於會泳興奮異常﹐入學後表現積極。有點音樂天賦的他所唱的民歌﹐引起了院長賀綠汀的注意。1949年11月﹐中共膠東文工團黨支部經過討論﹐發展於會泳等人入黨。1950年7月﹐於會泳結束了音樂教育專修班的學習﹐被留在了已更名的中央音樂學院上海分院(後改名上海音樂學院)音工團搞創作。1952年至1962年﹐於會泳任上海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室研究員﹐後改任民樂系教員。1964年6月﹐他升任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理論系副主任。
　　在音樂學院﹐於會泳教的課頗受學生的歡迎。新開始的民族音樂課不好上﹐其他的老師上課被學生評價為「沒學問」﹐而於會泳的課卻給學生以深刻的影響。別的老師都是放唱片讓學生學唱﹐而於會泳則是自己示範唱讓學生學唱﹐被學生譽為「又說又練的真把式」。
　　在上海音樂學院期間﹐於會泳研究了民歌､曲藝､京劇､地方戲及西方古典音樂之間的區別與聯繫﹐業務水平大有長進。他編寫出版了《山東大鼓》﹐與人合編了《膠東民間歌曲》專集。他下鄉采風時改編過幾首民歌﹐例如《不唱山歌心不爽》､《幸福花兒遍地香》等歌曲。他譜寫和出版的《女社員之歌》等歌曲和有關音樂方面的著作都別具一格。後來﹐他被抽調到上海京劇院為現代京劇《海港》等劇目譜曲。他在現代京劇音樂的處理上﹐採用西方樂器演奏京劇曲調﹐尤其是在唱腔設計方面﹐既不離京劇正宗﹐又有新的發展。在民族民間音樂的研究上﹐於會泳取得了一些成績﹐他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間音樂腔詞關係研究》專著﹐奠定了其在中國民族民間音樂中的地位。
　　在學院工作期間﹐經同事介紹﹐於會泳認識了學院音工團的年輕女演員任珂﹐逐漸產生了感情。1953年秋﹐於會泳和任珂結婚。在生活安定了之後﹐於會泳把母親從山東老家接到上海居住。任珂的弟弟妹妹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