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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前九百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位可能是當時東亞大陸上最有權勢﹐文明世界中最有權威的人﹐在此時卻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無法確定發生了什麼事﹐如果採信傳世文獻的說法﹐這位身份顯赫的大人物是中了敵人的計謀﹐令自己陷入危機﹐最後溺死於漢水。他是周文王的後裔﹐克商之武王的曾孫周昭王。
　　在漸漸沉入水中﹐掙扎的力量緩緩流失﹐意識逐漸模糊的這段時間﹐周昭王在想什麼呢﹖他也許在想﹐為何自己與大臣精密籌畫下﹐偕同諸侯之師與敵方對陣﹐接連獲勝﹐最終仍然遭受慘敗﹐更令自己溺死於異域。到底是什麼樣的動機與敵人﹐驅使他､或迫使他必須親自討伐﹖又或是其實昭王並非溺死﹐而是中了埋伏戰死沙場﹐又或是因南國疾疫﹐水土不服而死﹖
　　事實上﹐「昭王南征不復」一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謎團﹐本文將以此短小的篇幅﹐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資料﹐向讀者介紹「昭王南征」這一史事的前因後果﹐並解釋其何以為一大謎團。
　　關於昭王之死﹐我們僅能依據傳世文獻鳳毛麟角的記載﹐盡可能拼湊出各種線索。傳世文獻中﹐關於西周歷史的記載本來就很少﹐往往見於《國語》､《左傳》､《呂氏春秋》等典籍及其引述﹐如要進一步認識西周歷史則須得憑藉新出的銅器銘文､簡牘文獻﹐乃至於非文字性質的墓葬。
　　傳世文獻裡記載「昭王南征而不復」史事者﹐主要見於《呂氏春秋·音初》､《左傳》､《史記·周本紀》､《古本竹書紀年》､《帝王世紀》﹐在細節方面雖有差異﹐但大體記述周王南征失利之事。在《史記·周本紀》中﹐武王克商﹐周公平定三監之亂､制禮作樂後﹐周王朝便進入了黃金時代﹐有「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之語。至昭王時﹐黃金時代似乎步入尾聲﹐《史記·周本紀》言昭王「王道微缺」﹐又云﹕「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古本竹書紀年》云﹕「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兕為古代一種似牛的野獸)﹐又云﹕「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又云﹕「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帝王世紀》則對昭王南征有較戲劇性的描述﹐昭王南征之初相當順利﹐要渡漢水時卻因乘被船人動了手腳的膠船﹐膠船行至河中﹐膠遇水溶解﹐昭王也因而溺死。昭王的遺體為「長臂且多力」的衛兵辛游靡從河中撈起﹐送回鎬京。以上大概是早期文獻所見關於「昭王南征不復」的相關記載。
　　嚴格而論﹐依據傳世文獻記載﹐昭王南征的起因､敗因､敵人是誰﹐其實仍然無從得知。不過﹐由於近年出土帶有銘文的青銅器﹐令我們能夠進一步認識昭王南征﹐以下將從幾件出土的青銅器為例說明。
　　根據〈甗〉銘文﹐昭王最初派遣中前往繁﹐為同年伐虎方做準備。南宮伐虎方取勝後﹐昭王才命令中安排南巡。〈中方鼎〉銘文內容則記載約莫同時的史事。〈中方鼎〉現已不存﹐僅有拓本流傳﹐據《博古圖錄》為宋代重和戊戌年(1118)於安陸(今湖北)孝感縣出土﹐當時共出方鼎､圓鼎､甗﹐其中兩件方鼎即中方鼎。此器屬於周昭王時期﹐銘文大意為昭王在命令南宮討伐反叛的荊方這年﹐昭王也命令中(人名)「先省南國貫行﹐藝王位」﹐中奉昭王之命視察南方的道路﹐建設昭王行宮﹐命人稟告昭王﹐並將這件事鑄在青銅器上。
　　昭王對於中下達巡視南國的命令還見於〈中甗〉､〈中觶〉。這揭示昭王南征時﹐同時對繁､曾､鄂有所佈署﹐稍後更以曾､鄂兩國為根據地討伐「楚荊」(或稱荊方)。值得注意的是﹐繁為西周時期「金道錫行」交通線上的重要節點﹐而古代中國南方盛產銅礦﹐如湖北大冶銅綠山﹐已證實為周代重要銅礦產地﹐此外長江沿線尚有江西瑞昌市銅嶺遺址､安徽銅陵銅官山及南陵等地產銅。因此﹐有理由判斷昭王南征很可能就是為控制銅礦。
　　也有另一種意見認為﹐昭王南征不為銅礦﹐而為征服土地。自周初武王克商､周公東征以降﹐周人兩次分封諸侯﹐將大部分的姬姓､姜姓之親族､功臣分封至今天的河南､山東地區﹐以加強對於殷墟故地､東夷的控制﹐雖有論功行賞的意味﹐主要仍藉此屏藩王室﹐封建秩序的穩定性是建立在周王室持續獲得土地的前提上。從成王至昭王這段時間﹐周姬姓､姜姓之貴族必然繁衍甚眾﹐周王室一方面以宗法維持封建秩序﹐另一方面臣屬有功時則以田土作為賞賜。不過﹐王室所掌握的田土終究有限﹐如果無法持續獲得新土地﹐周王僅能賞賜自己掌握的土田﹐如此一來﹐王室的力量就會逐漸削弱。
　　因此﹐藉由軍事征服獲取田土﹐有助於鞏固封建政治秩序。這兩種說法實際上並不互斥﹐昭王南征也很可能同時為了銅礦與田土而進行征伐。昭王南征應自成周出發﹐以曾､鄂(今湖北孝感地區)為基地﹐再進伐荊方。銅器銘文裡面提及的中﹐應是在南征期間先於昭王抵達曾､鄂﹐籌備南征事宜。南征作戰的過程中發生重大轉折﹐周人先勝後敗。第一次南征應當取得一定成果﹐否則〈中甗〉銘文不會記載中因巡省南國有功而受周王賞賜。第二次周人則遭受沉重打擊以致昭王南征不返。
　　傳世文獻對於昭王南征的動機､行軍路線､楚荊是誰等﹐隻字未提﹐以致於許多環節難以釐清。首先﹐周人南征具體的進軍路線﹐究竟是從成周出發後﹐選擇哪一條路線進入南陽盆地。其次﹐周人所討伐的「楚荊」﹐究竟所指為何﹐有可能為春秋時代的楚國嗎﹖目前學界傾向認為﹐西周時期周人的影響力不出漢水﹐昭王南征﹐派遣大臣巡省南國﹐應是先至南陽盆地最南端﹐轉而東行隨棗走廊。由於前引傳世文獻提及昭王曾渡過漢水﹐在漢水一帶全軍覆沒﹐那麼周人是於何處越過漢水﹖
　　漢水發源於秦嶺南麓的沮水﹐自西北向東南流經南陽盆地､隨棗走廊西緣﹐在經大洪山最南端時﹐轉為西向東流﹐最後於今武漢､漢口附近注入長江。周人討伐的「楚荊」是位於隨棗走廊的西側還是南側﹖若在西側則昭王勢必向西翻越大洪山﹐渡過漢水。若在南側則昭王便是自隨棗走廊南下﹐渡過漢水。
　　假使是第一種情況﹐「楚荊」就可能與春秋時期的楚人有關。理由在於﹐春秋早期楚武王､文王父子仍視漢東之隋(曾國)為勁敵﹐楚在春秋早期擊敗隋國前﹐勢力尚無法抵達漢水以東﹐換言之﹐春秋早期之楚就在漢水以西﹐楚人的起源地雖有爭議﹐眾說紛紜﹐目前丹淅說､枝江說的可能性較高為主流﹐但無論是哪一種說法﹐楚人皆在漢水以西。
　　那麼文獻中的昭王南征所討伐的「楚荊」﹐即便不是楚人﹐也與楚關係密切。在此情況下﹐周人顯然是以曾､鄂為據點﹐擊敗隋州東南､溳水以東的敵人後﹐又折回隋州﹐再向西渡過漢水﹐討伐楚荊。顯然﹐昭王之死﹐楚人的祖先或遠親涉有重嫌。假使是第二種情況﹐昭王巡省南國﹐擊敗隋州東南､溳水以東的敵人後﹐繼續向南越過漢水則楚荊的位置可能就在漢水下游地區。
　　考慮到前述楚人及其起源之地望﹐及春秋時期的國際局勢﹐「楚荊」就不會是楚人。隨著西周晚期王室動盪﹐周厲王為國人所逐﹐宣王中興不果﹐周人在南面及北面的軍事活動整體來說均不算成功﹐內部又政爭不斷。犬戎更在西周末年攻陷鎬京﹐王室東遷。春秋初年周王便已無力主持封建秩序﹐霸主代之而興﹐如鄭莊公､齊桓公。當時諸夏如鄭､齊､魯等國皆注意到楚逐漸強大﹐控制了江漢地區﹐開始威脅中原﹐作為霸主的齊桓公企圖動用諸侯之師﹐挫敗楚之銳氣。
　　由於齊､楚雙方都沒有十足把握戰勝對方﹐齊桓公帶領會盟的諸侯聯軍﹐與楚成王對峙﹐由於雙方均不願真的開戰火拚﹐便上了談判桌。談判當中「昭王南征不復」再次被提及。楚成王派使者向齊桓公說明立場﹐認為齊､楚風馬牛不相及﹐何以齊桓公來意不善﹐作為桓公代理人的管仲則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而不復」詰難楚使屈完。屈完則認為﹐若是對周室貢賦不周全﹐補上便是﹐但「昭王」這筆帳可不能算在楚人頭上﹐事情的真相可得管仲自個兒去問漢水之神。
　　換言之﹐《竹書紀年》所云昭王伐楚荊﹐春秋時代的楚人可是完全不認帳的。最終﹐無論昭王是否因楚人而死﹐諸夏的霸主齊桓公仍然接受屈完的說辭﹐諸侯聯軍與楚師各讓一步﹐皆班師回國。幾百年前東亞大陸上最有權勢的人﹐也不過就是外交辭令中的談資﹐漢水之濱﹐那水依舊不捨晝夜的流著﹐就如同昭王溺死的那天。